大 地 上 的 母 亲

文/王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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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庚子年腊月初六往生。我们为她超度后，把她安顿在屋后的柏树林边。那是一个高高的土坡，站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官渡滩村塞。正月二十七，是母亲的“七七”。在我们老家，人离世后，只有过了“七七”，才算真正断了尘世之念，安心前往乐土。所以七七也算得上是告别的大日子，到那天，亲戚们都会赶来“烧七”。头天下午，我就从北京赶回老家。七七那天早晨，我们一家去墓地给母亲烧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虽然农历正月还没过完，但今年春天来得早，人间春风浩荡，母亲的坟还是新土，但墓碑的缝隙间已经冒出细嫩的青草。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在生长。这世界生生不息。母亲她正在成为大地的一部分。

我始终觉得，我的母亲是属于大地的。她生在一个贫困的农家，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和她供弟弟读书。差不多一长成，她就开始劳作，跟家人一起从地里刨食，把自己养大。成年后，她嫁给一个同样贫穷的农人。在大地上，她诞下四个儿女，最后存活三个。她跟丈夫在地里种红苕、洋芋、苞谷、大豆，把三个儿女养大。年轻时她个子高挑，长得漂亮，是方圆几十公里出名的美人。但土地消耗了她，磨损了她。我出生时，她才三十多岁，但仿佛已经在人世忍耐了好几十年。她在土地上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颇有点聪明的丈夫，生养了一群让人欣慰的儿女，其他没有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裳，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看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土地。土地养育了她和她的儿女，也耗尽了她的一生。85岁上，大地召了她回去。她躺进她生前一直耕种的一小片土地里。她来这世上一遭，像是一个必然，又像是一个真理。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个泥土色的真理。一个像大地一样开阔、沉默、深厚的真理。

2004年，我从丹江口调国家环保总局工作，父母到北京来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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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她格外宠我，我五岁时都还吃奶。那时候是大集体，母亲每天早晨下地出工前，就坐在阶沿上，撩起衣襟，我人站在院坝里，头拱上去就吃奶。等我吃完，母亲才出门。近晌午，我寻到母亲劳动的地边，爬上一棵桐子树等母亲抽空过来喂奶。

那时候大集体劳动人多势众，地头点苞谷像打仗，社员排成几个个纵队，刨垄、打窝、点种、盖肥、瓮土，流水线作业，齐头并进，争先抢后。队长背着手，在壕垄间查质量、催进度。

母亲一到了晌午就开始东张西望，一看到我的小脑袋从桐花中探出来，就跟队长撒谎说解手，扔了锄头就朝我跑来。我噌噌噌从树上溜下来，撩开母亲的衣襟就开始吃奶。有天我吃得正香，冷不防头顶上一声怒喝。原来母亲离开久了，她那条流水线的社员都闲坐在地头。队长很生气，就寻过来，喝斥我的母亲。队长真凶，训得母亲直淌泪。队长恶狠狠地骂：“放不下奶头的娃儿走不远！”我吓得不敢哭出声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怕队长、怕干部。

当晚回家，母亲就用锅烟灰拌了煤油抹在奶头上。临睡前我掀开她的衣襟又要吃奶，被那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我躺在床上，不敢出声，母亲坐在床头，就着煤油灯纳鞋底，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个劲地淌泪，觉得被母亲抛弃了。从那夜起，我就断了奶。

那是我跟母亲的第一次离别。

2017年，父亲出院后，父母回到哥哥家。那天嫂子不让母亲帮忙，大家请她坐在桌前等开饭。她仿佛有些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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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跟母亲聊起这事，她说那晚她也很难过，感觉跟儿子分开了。她半夜起来看我，见我脸上还有泪水，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

前面说过，我的母亲生了三男一女，最后成活了我们姐弟三个。起先，在我的头上，是另外还有一位哥哥的。只是那位哥哥在半岁时得了病，没养得过来。母亲从此得了心口疼的病，经常没来由地心疼和惊慌。我出生后，她像是得到了补偿，但同时又怕把我弄丢了，半夜里常常惊醒过来，用手探我的鼻息。我两岁时有次得了病，发烧几天，几乎不保。那时候父亲作为生产队里的匠人，常年在外走村串乡做一些手艺活，给队里挣钱。母亲带着祖母和三个儿女在家。

我病得很重，母亲着急伤心得六神无主，祖母喝道：“还不快去请医生！”母亲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跑去邻村请医生，一边跑一边哭。那位乡村医生行医之余，竟学做了道士。遇到病人，一般先治；治不好，转身就换上道士的衣服，做道场替亡灵超度。我母亲去请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人家做道场。母亲顿觉这是不祥预兆，哭得说不出话来。那位身着道袍的医生问她是来请医生还是请先生。我们那里，把道士、占卜的、算命的、看阴宅的都称“先生”。母亲哭着说儿子病了，请医生。那位医生兼道士说把眼下这场道场唱完才有空。母亲急得又大哭起来，求医生赶紧救儿子的命。医生让她报上我的生辰，说先测测八字。一测，问了是个男孩，连说“不怕，不怕”，让母亲先回家，他唱完道场就过去给我瞧病。母亲只得一边哭一边回家。当天晚上，那位医生真的赶来了，他给我烧了灯草，灌了汤药，烧就退了。接下来几天，吃了几副药，我就痊愈了。病愈后我一直很虚弱，母亲就又让我吃起了奶。这样就一直吃到五岁才断奶。

母亲很坚决，可能也是被队长那句“放不下奶头的孩子走不远”的话吓怕了，她一不做，二不休，断奶第二天，就给我肩上挎个布包，让我跟着哥哥姐姐去了七八里外的村小，挤坐在哥哥旁边一起听课。

这样，我一断奶就上了学。到秋季开学，我就正式成了一年级的学生。

我的老家叫官渡滩，寨前有条河，叫董河。河水清浅，游鱼如织。村人常用自制土炸药炸鱼。一只雷管点着了，朝河中央扔，轰的一声，鱼就一阵阵翻了上来，白哗哗的浮在水面上。炸鱼是很危险的事情，雷管扔早了，掉到水里，把鱼吓跑了；扔晚了，在手里就爆炸了，把人炸出个窟窿，或者炸掉半只手是常有的事。

母亲严禁我炸鱼。凡是所有危险的事情她都坚决禁止。但男孩子哪里禁得住诱惑？有一次，我跟着寨里的孩子去河里炸鱼。雷管刚炸响，就听到一声惨叫，扔雷管那个人的手炸没了，剩下胳膊茫然举着，像棵断树桩不断涌血。我们都吓懵了，随即大哭大叫起来。母亲听到爆炸声，又听到哭声找到河边，看见受伤的那孩子，呆住了。等大人们手忙脚乱把受伤的孩子抱走，她才醒悟过来，抱住我就哭，她一边哭一边使劲地掐着我的胳膊，像要掐在手里才放心。等到河滩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她才搂着我，抽噎着回到家。

夜里，她把我搂在怀里不松手。第二天，她得知那个孩子在医院里，无甚大恙，但残疾肯定的了。她仿佛这才醒悟过来，揪住我就打。她一边打一边骂，骂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她说人有三怕，怕天地，怕活物，怕鬼神。“你不怕我就打，打得让你怕。”她打完，又抱着我哭。

多年以后，我读到康德写的：“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内心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繁星闪烁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这时候，我想起母亲当年打骂我时说到的怕。我想，母亲说的“怕”，其实应该是敬畏吧。敬畏星空，敬畏自然，敬畏法则，敬畏道德，敬畏生命，这是一个人苟活于世而不乱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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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向土地俯首，把力气和心血都给了土地，土地却并未回报她。生产队里劳动一天，一个男子十分工分，妇女只有七分，跟老人和半大小孩一样。每年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姑姑到我们家，走两个小时山路。家里的晚饭是苞谷面稀饭掺四季豆叶。父亲用筷子搅了搅，稀饭里都是四季豆叶子，看不到多少苞谷面，就把碗往桌上一顿，脸就黑了下来。他说妹妹大老远的来，不应该放这么多四季豆叶，应该多放点苞谷面。可是哪有多的包谷面呢？其实姑姑一进门，母亲就拿着碗准备找邻居借一碗米。但她临出门时拿着碗立地在门边，自言自语：“晓得别个有没得”，“借了又哪个时候还别个哦”，犹豫了好一会，最终还是没有去借。父亲那晚的怒火很久不能停，母亲在灶前垂着头抹泪，姑姑劝了父亲，又劝母亲，最后也哭了。

每到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山里有枇杷，村人就剥枇杷树的皮，连夜用锅炒干，用石碓舂成粉，混点草叶捏成面团蒸熟了吃。没过几天，山里的枇杷树皮都剥光了，枇杷树一棵棵枯死。母亲想杮子跟枇杷一样都是好果子，杮树皮该也能吃吧。于是剥了杮子树皮，也和了草叶做成面团子。头一个先端给饥饿的老祖母，祖母吃了一口，被噎得差点死过去。母亲吓得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给我的面团子也掉地上了。我虽然又饿了一顿，但总算躲过一劫。

为了一家人活命，母亲悄悄在房前屋后地角种了南瓜、黄瓜、玉米。黄瓜刚打出指头样的胆儿（我们那里把作物果实初长叫打胆儿），南瓜才开花，玉米的腰上刚冒出一缕细嫩的红樱，就被大队干部巡查到，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大队干部连铲带拔，骂骂咧咧，十分凶狠。我捡起石块就要砸干部，母亲抢下了石头。我冲上去就要咬干部，母亲抱住了我。她说扯掉几根庄稼是小事，伤了人就伤天理了。

不让人活命算不算伤天理呢？我不明白，但我从此心里就开始恨那些坏官。

家家都养猪。人都养不活，猪就更难了。而有的家庭，干脆就养不起猪了。我每天跟姐姐打猪草，把猪草剁碎后用大锅煮熟，早晚各喂一顿。每户杀了猪，剖成两半边，一半边必须卖给食品站，留半边自家吃。剩给自家的半边，差不多只有五、六十斤。除了杀猪当天及春节有点猪肉吃以外，平时都没吃过肉。但菜里总得有点油星子。母亲把猪肉切成舌头样的长片，炒菜前将肉片放在锅里煎一下，眼见锅底有点油出来，赶紧把肉片提起来，把油滴尽，又挂起来，下次继续使用。薄薄的一小片肉一般用20天。我们正长身体，馋得很，看着母亲把肉片放在锅底煎油，就盼肉片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多浸出两滴油。每次母亲几乎是坚定地把肉片从锅底捞起，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把越来越瘦的肉片挂在碗柜旁边的铁钉上，嘴里就涌出许多清口水。

2015年10月4日，父母、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在重庆参加侄子王翼婚礼，左一为姑姑、左二为舅妈、右一为姑父、右二为舅舅、右三为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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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日子也有意外的惊喜。遇上农忙，则会有饭团子吃。那美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大集体劳动，三月点包谷，五月插秧，六月收麦，九月割稻，抢种抢收，那是一刻也耽搁不得的。每到这些农忙的时候，生产队会集中做午饭派人送到地头给社员吃，这样就省了社员回家吃饭的时间。每天天黑，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放下农具，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就着油灯，小心翼翼地把手巾打开，里面是一个紧实的饭团子。每每这时候，母亲脸上的神色就是神秘的，也是得意，像从人世里偷到了一个宝贝。她把饭团子掰三块，我们姐弟仨一人一块。那时候生产队也是举全队之力，饭团真是香，苞谷面里还掺着白米，那是要等到过年或家里有客人时才能吃到的。我们拿在手里就迫不及待地吞下去了。有一次，饭团里还破天荒地夹着些肉丁酸菜末，使整个饭团都浸着肉香。就是那点肉香，让我们姐弟仨舔了半天手指头。那时候我们都盼着农忙。农忙是我们额外的节日。多年以后，我在跟一位婶娘的聊天中，才得知，农忙时节每个社员在地头吃到的大锅饭是限量的。母亲是忍了饥，吃了半碗，就把剩下的饭捏成团带回家。怪不得她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农活太重，又吃不饱，她回家时完全是接近忍耐的极限了。

遇上赶集，母亲回到家，会从衣袋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粒水果糖——只一粒——就是那种七八十年代，乡村供销社里常卖的那种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硬糖，琥珀色的——偷偷递到我的手心，像地下党员交接情报，并给我使眼色不能让姐姐和哥哥知道。我把糖紧紧攥在手里，像握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跑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剥开糖纸，把糖粒放进嘴里，久久地噙着，舌头时轻时重，生怕吮轻了，甜味就跑了；又怕吮重了，糖一下子吮没了，糖纸也不舍得扔，蔵起来用舌头舔，也有一点淡淡的甜味。我一次又一次秘密地吃下她买来的糖果，有一次，忽然良心发现，把糖让给她也尝尝。结果她答：“尝过了。”我惊问她怎么尝的？她不好意思地说：“赶场回家的路上，悄悄剥开糖，舔了几下糖纸。”

2019年三月初一，母亲83岁生日，儿孙们为她祝寿，我们姐弟仨向父母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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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耕种、生养、劳碌、忍耐，低眉颌首孝敬婆婆，谦卑柔顺侍奉丈夫，呕心沥血养育儿女，温良慈和对待亲邻。官渡滩的六十多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从没对人红过脸，连妯娌和姑嫂之间，也处得像亲姐妹。

她常说人一世不好过，要学会低头。

哪里只是学会低头呢？她一辈子都在低头中度过。

一生中跟父亲吵过两次架，都是因为我。

那是我十岁那年，大年三十，我没上山放牛，想用干草和麦秸敷衍一顿。父亲不同意，我就顶嘴，他就打我。我性子特别倔，任他劈头盖脸地打，一声不吭。父亲更气，让我跪下，我不跪，他操起扁担又打我，我就往后山跑，他在后面追。我没有去处，就往姑姑家走。走了两个小时，沿途见人家都在放鞭炮过年，而我却被赶出家门。我边走边哭，走到姑姑家时，眼睛都哭肿了。

初一早晨，姑姑送我回家，见母亲坐在门口抹泪，一见我们，就赶紧迎上来。父亲站在院坝里，悻悻的想过来搭话，我横了他一眼，不理他。父亲把我赶走后，母亲非常生气，跟父亲大吵，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都没做。她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整夜都在哭泣。

母亲看到我，哭着说：“一个人不认输，不低头，这一辈子怎么走下去呢？”

谁说我一辈子不低头呢？多年以后，她在我怀里咽了气。我把她放平，长久地跪伏在她床前，额头贴地，想倾听大地传来她离去的足音。她的儿子曾经那么骄傲，以为只要努力，就无所不能。但命运挫败了他，夺走了他的母亲。这个失败的儿子，在母亲临终时刻，终于向命运低下了头颅。

2017年9月14日，父亲在官渡滩老家高血压发作后摔倒，我们立即接到重庆，住进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受到我兄长般的朋友李华副院长悉心治疗和亲切关照。那段时间母亲寸步不离，在医院照顾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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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我比村里的孩子多吃四年母奶，得母亲的恩情比常人深。拜母亲所赐，自两岁那次病痊愈后，我就正常了。砍柴、背水、打猪草，也比别的孩子麻利，且力气大。上学下学每天十几里山路，我赤着脚也比别家的孩子跑得快。在学校无论语文还是数学，样样都第一。冬天里寒风凛冽，我单衣单裤也不咳嗽不打喷嚏。有时候惹恼了父亲大人，他拿竹刷条打我，打得再狠我也不吭一声。一句话，我像官渡滩所有农家的儿子一样，粗糙、皮实、生猛地成长起来了。

我本来可以跟村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念了小学，再勉强念个初中，等骨头养硬，就下地劳动，成为一个种地的好把式，娶上一房丰肥的媳妇，养一群儿女。人到中年时也许会随着打工潮去广州或者深圳，去工地下苦力，搭钢架、制模，或者进厂里旋鞋跟，以种种劳苦的方式挣点血汗钱，然后在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马路边起个楼房。

但我念书实在机灵。老师教的课也有趣。我很害怕自己像村里的男人那样在土地上把一生耗尽。虽然我未曾像一个正劳力一样在土地上劳动，但心里已经对这种生活十分厌倦。我只有认真念书，才能躲在教室的屋瓦下，避免日晒雨淋的命运。我门门功课都满分，父亲觉得念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这还是个正途。

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以说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非常敬重念书的人。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个学生，她把我的学习也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

每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缝鞋子。缝鞋子于我的母亲，真是一件好事情，她陪着母亲消磨了多少时光啊。她埋头仔细地抽针纳线，这事单调枯燥，无休无止。我有时候抬起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正看着我，母子俩眼神在交汇间，仿佛得到了鼓励和期许，于是又安心埋头学习。

有时候母亲傍晚才从地里收工回来。天黑尽了，她点着油灯做饭。我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灶前，就着跳跃的火光写作业。一边写一边往灶膛里添加柴禾。母亲在灶后忙碌不一会，锅里的香气就升起来了。我忍不住咽口水，母亲用锅铲铲上油渣给我，我拈起放进嘴里，又香又烫，就解了馋，赶紧又低下头去，就着火光继续写作业。

遇上有雨的日子，生产队不出工，母亲留在家里，做一些平时因为忙碌而顾不上的活，裁豆子，剥苞谷，补衣服，缝鞋子。山里女人的一双手，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放了锄头镰刀，又拿起锅铲针线。她坐在门边，埋着头认真地干活。我在她身旁的小木桌上看书、写作业，娘俩共同就着门外的天光。那雨天的天光，也是不甚明亮的。母亲坐在门边，在天光的映照下，像一幅剪影。

有时候，我悄悄抬头看母亲，看她正入神地绱鞋底，或者绗鞋面——鞋尖的关键处，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外面风雨琳琅，无休无止。直到暮色降临，屋檐水嘀嘀嗒嗒地响，天渐渐暗下来。我忽然就有些懊恼，有些焦虑也有些哀伤。焦虑是因为成长如此缓慢，那哀伤，而感到时间易逝，与母亲相伴的一天就随着暮色降临就要结束了，而下一个雨天又不知何时到来。

但不管怎么说，童年的雨天，是我和母亲的的节日。

我十岁时从黎家村小毕业，考入区重点中学一一双河中学，初一时在学校留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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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姐弟仨同时上学，开学时经常凑不够书学费和生活费，只得四处去借。父亲会一些乡间的手艺，譬如修轧面机、补油桶子。农闲的日子，就走村串户挣点手艺钱，交给队里，余下的就留下来，偿还欠下的书学费和生活费。母亲还钱总是很准时。她总告诉我们，有难时人家帮一把，要记情；以后长出息了，一定要还别人的情。

村小在离家七、八里外的地方。我放学时遇雨，穿着布鞋趟水回家。母亲非常愤怒，抓过竹鞭就朝我抽打，我满脚泥水，被打得双脚跳。姐姐大呼“弟娃儿快跑”，我偏不跑，仰着脖子让她打，一声也不吭。想到她夜里千针万线缝出来的鞋，被雨水一泡，就层层烂掉，我也很后悔，一边挨打一边流泪。

那是我上学后母亲唯一一次打我。

自那以后，无论天晴落雨，我上下学都打赤脚。一出门就把鞋脱了放到书包里，撒开腿就跑。跑到学校门口，再穿上鞋。姐姐心疼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人的脚就得沾地，沾泥土，泡雨水，大地补人啊。

多年后我为人父，对着星子一样的女儿，含在口里都怕化了，遂想起童年沾满泥水的双脚被她打得乱跳，想到从此后我赤脚在那条路上跑了五年，风雨无阻，想到她说赤脚走在大地上是大补，就有些疑惑：我或许是真得了大地的补养恩赐，年过半百，我从没穿过秋裤、棉靴。大冬天里，当人们穿戴得严严实实，像熊出没，而我干练抖擞，从不畏严寒、怕疲劳。

这是你给我的恩惠，母亲。

有一日，父母来京，周末的午后，我忽然轻狂，拿出我的一些证书给父母亲看。母亲看那些大大小小、印制精美的各色本本，就很喜欢。她拿在手里反复摩挲，粗糙的手擦挂得证书的缎面扑哧扑哧地响。我告诉她每个本代表什么，她就又茫然了。父亲认得那些高级职称、领军人才、博士博士后的字样，同时也知道那几个大学都是很有名的，于是又很得意。我笑说这点出息都是二老打出来的。母亲似乎这才记起她也打过我。她似乎有些糊涂，喃喃地：“啷么会呢，我啷么就打你了呢？”她一边说，一边摊开手看，仿佛不相信她的手曾经握起过竹鞭子，抽打过她的儿子，一时间好像非常惭愧的样子。

2015年10月4日，侄子王翼结婚，父母从老家来重庆参加婚礼。长孙王一、次孙王翼均已成家，父亲高兴得开怀大笑，母亲也开心，但却温和平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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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还有一次跟父亲吵架，是因为我年少时的亲事。

土地下户后，一家人总算能吃饱了。人一吃饱，就有了不一样的理想，甚至有些好高骛远，具体就是，十五岁那年，家里为我说了一门亲事。

我们那地方，一直以来时兴娃娃亲。村里好多孩子十五六岁就订了亲，两家走亲戚，要走到男女双方到了婚龄，扯了证并行嫁娶之礼。也有的订了亲，等不到婚龄，也通过郑重的嫁娶成了家，生儿育女。证不证的，就不管那么多了。

我的对象是个害羞的小姑娘，比我还小半岁，长得很漂亮。她的父亲在乡里工作，是很好的家庭。就亲事论，这在全乡也数一数二，我们家算是高攀了。下了聘礼，就算结成了亲家。那年春节，我这个未婚小女婿，由父亲带着，去小对象家拜年。我的父亲很满意我们跟这个富裕家庭结亲，他指望我的岳父日后能提携我，顺带帮补帮补我们这个家庭。一家人就这么怀着希望，把这亲事走下去。

但拜年时出了一点状况，毁了父亲给我设定的好前程。正月初二，我穿上新衣服，背着背篓，由父亲领着去拜年。背篓里装着拜年礼物，系着红纸的猪腿，糍粑，粉条，酒，还有给小未婚妻的新衣服。说是给未婚妻的衣服，其实也就是稍大码的童装，我记得是件桃红色的小外套，衣领滚着连，胸前绣着好看的花。一切都正常，甚至是喜气洋洋。却被我上个厕所就把事情搞砸了。

那天吃过晚饭，我上厕所，踩虚了脚，掉进了粪坑。我在坑里喊“救命”，父亲和我的岳父听到喊声跑出来，见我正在粪池子里扑腾，惊呆了。他俩把我捞上来，父亲带我到河坝冲洗，一边冲洗一边骂我丢人丢到家了。我穿上岳父借给我的衣服走回他家，站在院坝里，不肯进门，我浑身发抖，身上还有一股臭味。我觉得糟透了。天快黑了，院子边的菜地里，白菜顶着白雪，立在暮色里，说不出的寒冷和孤寂。暮色从天而降，像要把黑而老旧的寨子吞没。寨子周围全是黑乎乎的大山，你不知道世界在哪里，世界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黑乎乎的寨子。这时，我看到那个小小的未婚妻正掀起窗口的塑料薄膜悄悄打量我。我又羞又恼，无地自容，真想转身逃跑。

因为这个意外，当晚父亲决定带我回家。一出家门，我就跟父亲说我要毁婚。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本来就气，一听又骂。

夜里我躺在床上哀哀哭泣，像五岁那年断奶时那样哀伤。母亲半夜里起来，听到我的哭声，她也流了泪。母子俩就那样相对而泣。忽然母亲大怒，这怒火不是朝我，而是对父亲。母亲暴躁地跟我父亲大吵。她一边哭一边骂我的父亲，骂他狠心，把儿子往粪坑里逼。这一骂，把父亲也骂得软了心。天亮后，父亲涎着脸去了媒人家，请媒人去女方家商量退婚。几天后，媒人带来了岳家退回的礼物：小未婚妻的新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片片；腊猪肘里被戳了许多洞，洞里灌了煤油。

这退回的礼物让我的母亲很久闷闷不乐，父亲更是好些天都不理我。

我母亲从不负人，但她在儿子的事情上，是终于负人了。在乡间，一家姑娘订了婚，又被退婚，是丢家族面子的事情。母亲对此一直怀着愧疚。然而人家家底旺，姑娘又实在漂亮，不久就有好人家去提亲，那户人家比我家强，儿子也比我长得俊，对方挣回了面子，气也消了。

父亲始终不敢跟那家人打照面，而母亲见到，也是谦卑而羞愧。倒是那位姑娘，因为有了更好的着落，又知道我后来出去工作，跟她注定凑不到一块儿，很是深明大义，觉得当初毁了婚约，应该如此，是命定的。

多年后，我回乡时遇到一场亲戚家的喜酒，在喜宴上看见了当年的小对象。当年那个漂亮羞涩的小姑娘已经年至半百，成为一个健壮爽朗、大方得体的农妇了。岁月的劲可真大啊！那一刻我真有点百感交集。她犹疑了一下，随即不卑不亢地向我打招呼。我想起当年的窘相，克制住羞愧，也向她问候。我俩掏出手机互留了电话，加了微信。她问候了我的母亲，她说，她这些年来，一直称我的母亲为姨。

心里的芥蒂就这样化了。

分别后我忍不住想，如果当年没有那次“粪坑之变”，现在又会是怎样的呢？

2018年端午节，陪父母在南川大观十二金钗玫瑰园看花。母亲看到宽广的园子繁花盛开，直道＂好看！好看！＂临走时却又悄悄叹息：这么大一片地要是种苞谷，该收多少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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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那年，我参加工作，在一个乡的财政所当农税员。报到那天早晨，父亲跟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让我搭车去那个乡报到。母亲早早为我打好铺盖卷，搁在背篓上，用绳子扎紧拴牢。背篓里放着洋瓷面盆、茶缸、口杯和几件衣物，几本书。母亲躬身背起背篓。我要背，她不让，说怕把我衣服弄皱弄脏了。那天我穿戴齐整，白衬衫、灰裤子、白跑鞋，肩上挎了一只人造革的灰皮包。从外形上看，还是一个干净斯文的学生，但在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工作干部了。我跃跃欲试，父亲也很兴奋。父亲常年走村串户，比村里人多些见识和主意，对俗世的普通生活，也有一些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他头脑明白，也善谈，无论跟什么人相处，在进退上，他都能保持恰当的分寸。那天早晨我们一边赶路，一边听父亲侃侃而谈，他恨不得这一路把满肚子的见识和主意都倾倒给我。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嗯嗯”答应。母亲背着铺盖卷跟在后面，一声不响。

去车站的路有十几里，其中一段要经过我家的一片庄稼地。走到地边时，母亲说她要去地里砍边，让父亲把我送到车站。砍边是犁地前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把地边的蒺藜和野草砍下，把地边收拾净。砍边一天下来，人的手常常被勒得满手茧节，指头、手掌被棘刺、草叶割扎得鲜血淋漓。

其时父亲正说到兴头上，就提出让母亲一起送我到车站，不急这半天。母亲说，“我先砍净，你从车站回来，明天正好套牛犁地了。”父亲不耐烦地说：“就半晌午，那些刺藤和丝茅能长到哪里去？”母亲低头柔声说：“耽搁不得呢，白露眼看就要来了。白露一到就要下荞种。”

父亲就不耐烦了，他挥挥手说：“去嘛去嘛，你去嘛。”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从肩背卸下背篓，换到父亲肩上。我说我背，她还是不让。父亲背上背篓气哼哼地走上前了。

母亲帮我把书包的包带理正，迟疑一会，说：“去了那边，要勤快，力气使了力气在。”我赶紧答应“嗯”。她又说：“莫做强人，莫出头。”我赶紧又答应。她想了想，再说：“要有良心，”说完这句，她顿了顿，又说；“莫像从前那些干部。”多年前的情景又回来了。我郑重地说：“妈，不会。”她就转了身，拐进旁边的小路。

我追上父亲，他不满意地说：“我还不晓得你妈，她就是怕见人，不敢跟人说话。由她。由她。我们走。我们是去见世面。”

父亲还在不住地说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看见母亲沿着小路下到沟底，顺着一条土埂进到我家地里。那时候是九月，苞谷已经掰过，苞谷杆也已砍倒，束成捆，有的垛在地边，有的盘在乌桕树干上。土地空了下来，也歇息下来。等白露一到，就下荞麦种，开始新一轮的耕种和收获。秋风起了，山里有些凉。风顺着沟头吹下来，浩浩荡荡地吹到沟尾，满沟是波涛一样的风声。地里的乌桕树、油桐树枝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风过了一阵，又来一阵。丝茅、野高粱、和灌木伏下去，又回起身来；又伏下去，又回起身来。我的母亲走进地里，风吹来时，她趔趄了几下，等风过去，才又站稳。

土地一年四季被草木庄稼覆盖，只有这时候，才裸露了出来，满沟满岭都是板硬扎实的褐色。我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母亲在地里忙碌，她暗黑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指肚样的点在地里动来动去，最后，融进了无尽的褐色土地，看不见了。

那是我与母亲的第二次离别。自那以后，我在路上一步一步朝前走，从乡里到县里，从县里到地区，又从地区到市里，最后到了北京。我的母亲她一直留守在地里，与土地相互厮守，相互消磨，相互损耗，相互依靠，相互养育，相依相存。

后来我读到许多赞美乡村的诗文，那些文辞华丽的文字赞美土地，赞美农民，赞美金黄的果实，那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让我觉得非常矫情。真正的乡村哪有那么多美？是母亲让我知道，庄稼的长成，是农民把泥土掰开揉碎，一点点吞下去，那些苞谷、大豆、稻谷、小麦，是他们喉咙里长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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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伍，工作没有白天黑夜，更不用说周末了。那正是乡里的工作都横行的年代，追农税，大放干田，样样都强得不得了。尤其是追计划生育，干部潜伏在计生工作对象户附近，抓到男人就拖走结扎，抓到女人就拖走打胎。有些对象户男人妇女外出躲藏，只留老人和孩子在家。干部上门，让交人。交不出人，就赶人家牛羊，遇到对抗的还会动手打人。

一个对象户，女人怀孕都快足月，夫妇俩都躲到外地，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小孙女在家。联防队抓人没抓着，牲口圈里也空了，就上炕把人家腊肉割下来放大灶上炖，劈了大衣柜当柴禾。我那时年轻，没见过世面，看到涂着红漆的衣柜被砸散，劈成木片扔进灶膛，灶膛里腾起火焰，泛起一股浓烈的油漆腥味，像是血在燃烧，我当时就吐了。一个干部当场批评我蔫巴屁臭，是撇火药。在我们那里，撇火药不炸，就是不中用的意思。

那段时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场行动。我非常苦闷，脑海里总是出现红漆大衣柜在灶膛里燃烧的场景，仿佛又闻到那股油漆燃烧的浓烈腥味，胃里就一阵翻腾，想吐，也吃不下饭，人也黄皮寡瘦，蔫梭梭的。但我又担心领导看轻我，非常失落。我准备克服情绪，在以后的行动中逐渐显示身手，慢慢跟上形势。

有一天，下着雨，联防队出去执行任务了，领导让我留在乡上写报告，没随队伍出去。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两个老百姓在找我。我下楼，见父母站在乡政府院坝里，我又惊又喜，跑过去叫了爸，又叫了妈，问他们怎么来了。他们见了我很高兴，尤其是父亲看到我穿着农税员的蓝制服，戴着大盘盘帽，就说该穿这身去照个相。

我把父母请到楼上我的房间。给他们倒上茶，我问：“又不是学生了，你们怎么还来看我嘛？”

父亲说没么子事，儿子吃国家饭两三个月了，我们过来看看长胖没，看国家饭养人不。你妈也想跟你摆摆龙门阵。

父亲说完，看着母亲。

母亲说：“你说，你说，还是你说。”

父亲站起来把门关严，就安排母亲：“你说事情，我说道理。”

母亲就说，有干部去了官渡滩，把怀孕的祥明婶抓走了。祥明叔上前抢人，被一群干部围着打，把肋骨打断了。祥明婶还是被抓到乡上，肚皮头的娃儿遭打丢了（堕胎）。听了母亲的话，我像一个同谋的刽子手，心跳到嗓子眼，手也发抖了。父亲说：“哪里的形势都一样。但天有天理，人有人心，哪怕你当了干部。”说完狠狠地剐了我一眼。我难过地说“我没做什么”。父亲又说：“我的儿子我相信。虽说手杆拗不过大腿，筷子拗不过门方，但脑壳长在各人（自己）肩膀上，碰到事情多动脑壳，少动手，有些事动手就有罪。”我赶紧答应。

母亲说：“不管啷个说政策，那是人命啊，祥明叔好好一个男儿汉，打残了……还有那个娃儿，尽管还没成人，那也是一条命啊……啷个下得了手……”父亲忿忿地说：“狗热的！从农村出来，还反回去整各人的人（自己人），这种东西，不如就留在老家种苞谷！”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请父母到场上的面馆一人吃碗面，就送他们赶下午车回家。汽车载着父母开走了，我站在冬雨里，十分惆怅，但心里也想明白了。

好在开春后，县财政局一位领导来乡里检查，当场表态，要把我调到局里。从此我就离开了基层。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只要一想起那段追计划生育的经历，我的胸腔里就哽起一口泛着血腥气的油漆火焰，吞不下，也吐不出。以后的工作不断变换，离基层也越来越远，虽然直接为基层群众服务的机会少了，但父母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响起，警醒我始终做一个宅心仁厚的人。

1990年，父母跟叔叔婶婶在官渡滩堂屋前照的大合影。母亲穿着蓝布衫，包着绸帕，当时只有53岁，但看起来已经很老了。自那以后，我就每年在城里的商场给父母买一二套衣服。我跟兄弟姐妹们站在最后一排，当时怎么留那么长的头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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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一场，就是漫长的相互守望。我幼时，母亲担心我们在人世失散。当我长成彪悍壮实的小伙子，她又担心我辛苦，担心我孤单，担心我在广阔的人世受委屈。

那一两年，我从乡财政所到县财政局，又到县委办，后又下派到区公所，工作非常拼命，非常辛苦。在财政局工作期间，我遇到了李红。25岁那年，我跟李红结了婚。我们那里有个说法，一个人的命运分成两段，一段是婚前，是父母给的；一段是婚后，是伴侣给的。婚嫁后，前半茬命运就到此为止，新的命运开启了。

我跟李红在县城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也就是请双方的亲友和同事吃了顿酒席，给来宾发点喜糖。父母当天也来了，他俩都很激动。我跟李红向父母敬茶鞠躬，在他们面前深深俯首，起身时看见母亲眼里忽然含了泪花，她在李红手里塞了个红包，攥紧李红的手，哽咽着说：“我放手了......我放心了......我放手了，我放心了。”。

从此我开始了另一段命运。母亲不再为我担心了。

2003年，我下派到丹江口工作，父母到北京看孙女，那时春语刚开始换牙，我的父母也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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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真是顺风顺水，样样努力都有收获。我从县里调到地区，又从地区调到市里，又从市里调到北京，期间，又几度下派、挂职，一步一个台阶，可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母亲以一个农妇的秉性，把这些都归结于祖宗和土地。她认为这都得益于祖坟葬得好。我每进一步，她都要父亲买丰厚的纸礼，郑重地烧给祖上，以谢祖上荫泽护佑之恩。我从市里调到北京，她甚至拜谢了土地菩萨，她觉得这都是来自土地神衹的福祉。

对她来说，全世界加起来，就是官渡滩、酉阳县、黔江地区、重庆市以及北京串起来的一条线。她的儿子是这样一步步走过去的。她觉得她的儿子走的是一条阳关正道。她并不觉得荣耀，只是安心。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的父母都去探望。到机场接他们，看二老一人拉着一只行李箱，风尘仆仆出来，脸上挂着日光晒出来的笑容，爽朗得就像秋天地里的庄稼。一到家，母亲就从箱子里一件一件往外掏她带的宝贝，风萝卜，腊肉，香肠、豆腐干、鲊海椒，她把地里一年四季产出的宝贝，悉数带到儿子跟前。李红很喜欢这些东西，女儿也十分雀跃，她拍着手说奶奶把农家乐搬到家来了。

父母来家的时候，我每天推掉应酬，下班就回家，陪父母聊天，跟母亲下厨房做她带来的土菜。有天进了家门，就闻到香味，我寻着去厨房，灶上的铁锅里噗哧噗哧炖着腊肉风萝卜，母亲正埋头在砧板上切豆干丝。豆干丝是我们家乡的特产，自制的豆腐熏了一个冬，熏得又绵密又铁实。豆干先是打成薄片，再切成麻绳细的丝，煮在汤里，豆干丝柔韧细匀，汤像牛奶一样浓白香醇。切豆干丝是考技术、也考耐心的一项手艺。平常人家很少吃，只有讲究的人家或者宴席上才有这个。我非常喜欢吃，母亲每年就熏不少豆腐干，千山万水带过来，做给我吃。但她年纪大了，手不灵巧，眼睛也不好了。哪天她切得十分认真，也费劲，像一个笨学生在做一道难题，切得战战兢兢的，但那场景让我十分安心。窗外的天光照进来，照在母亲身上，窗前的母亲成了一道剪影。我站在厨房门口，仿佛年少的时光又回来了。

有朋友在酒楼请二老吃饭。父亲兴致很高，能讲，也能喝。但母亲一直安详温静，也不怎么吃菜。好心的朋友点了些好菜，热情地劝他俩，她也不怎么积极，倒是对燕窝有些喜欢，称“那个稀饭熬得亮晶晶的，还好吃”。（后来她到了最难的时候，我们买给她燕窝，她却心痛我的钱，不肯吃了）。回家的路上就感慨，说有些东西名号大，花钱多又不好吃，以后还是多带些土菜来给我吃，也分些给我的朋友们。父亲打断她说：“北京人哪里吃你这些土货！”母亲说：“人的肚子，还是要吃自家地里长出的土货。”想了想，又喃喃地说；“凡是对我儿子好的人，我都要好好待。‘’

父母每次去城里看我们，都来去匆匆，说离不开家，离不开官渡滩。又说城里的房子离地千尺，不接地气。我们初去北京时，住的小两居，后来搬到三居室，等到我们住进了有小院的房子，双脚可以踏在大地上了，我请二老定居下来，母亲又谢绝了。她说这地跟官渡滩的地不同。这地只长花草。官渡滩的地长稻米菜疏瓜果。她说人的脚要踏在土地上，才扎实。土地补人呢。

有一条航线穿过官渡滩上空。每每听到高空中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大地上的父亲和母亲就抬起头来，眼望白鸟样的飞机越过官渡滩后山，向北飞去，父亲就会确定地说：到老幺那里去的。母亲往往同意她的意见，因而总会附和一句：“是到幺儿那里去的。”

我们山区山高路陡，搬运东西都靠背篼。后来我们给父母买了拉杆箱，母亲每次来去都习惯了拖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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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去北京时，年轻气盛，雄心勃勃，有时候也好高骛远。工作的种种优越之处，我很享受，京城的那些排场也让我过瘾。起初父亲很为我得意，他看见经常有人围着我奉迎，这中间，又有人对我毕恭毕敬，他认为我有头脑，有出息，很长他的面子。母亲却不怎么说话。过了些时间，两人都有些忧心忡忡。

有天深夜里回家，天下着大雨，父亲窝在沙发里打盹，母亲坐在沙发的另一边，两手交握着在膝上。她显然有些不安。电视关了，灯开得暗，台灯的光晕刚好照着她的身影。那一瞬，我有些恍惚，仿佛从前的日子又回来了。我换了衣服，在她身边坐下来。她显然有话要说，但似乎没想好怎么说。她犹犹豫豫的，忽然说：“我们从地里出来不容易……我们不图闹热，图扎实。（那些人）跟我们无亲无故的，天天黏着……还不是想把你裹坏……你要是着裹坏了，我啷个办呢？”

我有些好笑，笑母亲小题大作，也笑她不懂世界，不懂人情世故。这其实就是成功呢。想不起当时我说了句什么话，母亲一听，忽然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从泥土长出来的人，就要有泥土的样子......你想要学坏，不如回家跟我种地。”

现在想来，那个夜晚真是惊心动魄。她以一个母亲的直觉，敏锐地嗅到繁华处的危机，又以一个农妇泥土般朴素的智慧提醒了我。而我真的是后知后觉。我惊异于她的智慧的同时，也惊异于她的果敢和坚决，以及她取舍进退的原则。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父亲送我上车。他说，你妈昨晚没睡，哭了一夜。我心里一惊，又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李红不小心得罪她了，或者是春语调皮？父亲说：“不是，儿媳跟孙女都好得很。你妈没文化，讲不出啥子道理。我也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世上有两种角（Jiao)角色(酉阳话，狠角色的意思），一种站得高，一种扎得深。我是个农民，也经事几十年，道理放哪里都一样——站得高的不如扎得深的。站高的时候有人捧……但我们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扎扎实实。

我激流勇退了。我申请调离先前那个炙手可热的岗位，换到另一家单位。新的工作平静、扎实，但也十分艰辛。我非常卖命，同事们也十分努力，几年功夫，一个年收入1800万的单位，就被我们拉扯成28亿收入的业内知名企业。35岁那年，我成了部里最年轻的正司局级领导干部，并且多次被评为先进。

我在新的单位，每每签下数十亿一笔订单的时候，我的母亲她在官渡滩的地里种苞谷、种红苕、种洋芋、种青菜。秋天里她提着竹团篼在地里捡豆荚，豆子落进土里，她小心地一粒一粒抠出来淘净晒干。她跟父亲吃简单的饭菜，穿朴素的衣裳，待人处事温静安详。父亲试图用一把苞谷籽和一仓苞谷籽跟她打比方，让她知道我为国家挣了多少钱，她完全不得要领。在她有限的认知里，百元、千元乃至万元有多少，她是知道的。超过了这个数，她就茫然了。

她养育了两男一女，两个儿子都很努力，我的姐姐虽然念书不多，但也嫁到一个好人家，过得不错。亲邻奉承母亲有福气，母亲就安详温和地说：“就是糊口。全靠土地保佑，全靠你们大家担待。”

父亲历来像个干部。自从儿子当了干部后，他说话做事就更有干部派头了。母亲总是怕他说话得罪人，经常给他打圆场。哥哥有时候也不免急躁和粗暴，母亲就要批评，让他对人要和气。我们给她钱，起先她不要，说在官渡滩有钱也花不出去。但大家执意要给，她就收下，也舍不得用，全藏了下来，待孙子们有需要的时候，她又全拿了出来。村人和亲邻，不管谁有了难处，她看在眼里，都能极有分寸、不伤人自尊地给予帮助。官渡滩六十多年，她从没跟人吵过架，割过裂（闹纠纷的意思）。

她种出的粮食和瓜菜，一袋一袋地托人往城里带给孩子们，新米、新豆、土豆、萝卜。吃不完的豆角青菜，她晾干腌制成干菜、酸菜，带给我们。她知道儿女的胃，想念的还是故土长出的东西，她的双手晾制的东西。这些东西温养着我们的肠胃，也塑造了我们的品德。无论走得再远，再努力，都不敢再轻狂了。

2015年10月7日，母亲在重庆冉家坝。那段时间父母亲在城里哥哥家小住。那天我们陪她去走一家亲戚回来，母亲有些累了，就在小区的树下小坐歇息。母亲一贯慈柔，但这张照片却有些凌厉之色，让我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对我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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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打算辞去公职，自主创业。这事首先要取得家人的支持。第一关是夫人和女儿。如果娘俩反对，估计我也下不了决心。好在李红很开明，也懂我，她虽然有些担心，但还是坚定地支持我。春语正念高中，像她这样的孩子，满脑子都是新世界与新时代，对公务员、官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以为然。听说我年近半百，还要炒了工作，出来单干，马上毫不犹豫地表扬“老爸又帅又棒”。我逗她如果老爸挣不到钱养不活自己怎么办？春语爽快地说“没事，我养你。”我心头一热。

第一关毫无悬念地通过。

接下来五一放假，我跟李红回官渡滩看父母，准备过第二关。

父亲耳朵几乎听不到，没法交流，所以开始只能瞒着他，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母亲这一关难得通过，但我的离职又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

我走到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说，我想离开部里，自己出来做点事情。

母亲看了我一眼，显然有些不信，她的儿子都到北京工作了，现在忽然说不做就不做了。这可能吗？她问你不当官了？

我笑笑：“你不是说，当不当官不要紧，要紧的是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情吗？”

母亲说那是。又问：“你想做点那样事情嘛？”

我说，想做点更实际的事情，老百姓更需要的事情。

母亲说好啊，又问：“还是在北京做吗？在你那个部里的办公室做吗？”

显然，她没意识到我的决心。我告诉她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做事情，而不是指挥别人做事情。部里不给我房子，也不给我发工资。我会自己盖房，或者租房，白手起家。

这又超出了母亲的想象，她懵了。我就用哥哥开的公司给她打比方，她忽然就明白她的小儿子要自己摘掉国家干部的帽子，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无异了。她一下就哭了，边哭边说：“原来你要当个体户，要打工，你要把工作都打脱……我辛苦盘（供）你读书……”。

看到她伤心的样子，我也很难过。但我的决心已下，就只有耐心地告诉她，我想做的事情是怎样的，会有多少人受益，我会怎么快乐，对我们这个家庭会怎么好。但她仍然哭泣不止。

母亲不同意我辞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激烈。我很不是滋味，甚至有些难过。李红使眼色让我出去走走，她跟母亲聊聊。

我出门去，沿河滩边走了一会。回去时，见母亲还在抹泪。我站在一旁不敢做声。李红朝我使了个眼色，好像有戏的意思。母亲抬头看我，使劲把眼泪抹了，说了一句硬气的话：“如果你开公司挣不到钱，就回来种苞谷，你在前头打窝，我还能在帮你点种、盖肥。饿不死人。”

李红忽然眼含泪花。

我忍住了泪，问她，妈，你还不相信我吗？

她说相信，只是不吃国家饭了，各人（自己）找饭吃，苦累得很。好不容易从官渡滩走出去，这一瓜瓢，又打回官渡滩了，打得样（啥）都没得了，跟出滩前一个样了。

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对她说：“相信你的儿子。你的儿子跟原来出官渡滩前不一样，跟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一样。要相信我。”

她说我相信，我相信。

我央求她：“你相信我，就朝我们笑笑呗。”

母亲就破涕为笑了。笑得有些勉强。笑着笑着，眼泪又流出来了，她抹了把眼泪，说：＂你们趁老汉（爸）听不到……要是他晓得你把工作打nia（脱）了，把铁饭碗打破了，还不抓起扁担把你脚杆都打断……。＂这时，老汉去坝下看苞谷秧回来，刚走上院坝，母亲一见就背过身，进屋去了。李红也跟了进去，不让父亲看见她们流泪。

父亲站在院坝里，得意地说：＂昨夜大雨，地里的苞谷秧吃够了水，又长高一卡（拇指和食指张开的距离）了，”他伸出拇指和食指朝我比划，“看来今年又是好年辰啊！＂我迎上去扶住他，又是内疚又是不安，像小时候做错了事，又想办法蒙混过去，因而躲过他的一场杖责。我心情复杂，对着父亲耳朵大声说：＂今年肯定丰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父亲愉快爽朗地说：＂那是那是，你妈把土地当儿子伺弄，土地还不好好报答她吗？＂我再说不出话了。

从官渡滩返京，我就向部党组呈上辞去职务及公职的申请。同时，我请哥哥在合适的时候向父亲报告这事。哥哥没告诉我父亲当时的反应。远隔千里，父亲大人鞭长莫及，母亲说的那顿“扁担打断腿”虽是夸张，但毕竟不用直面他的担忧和叹息。好在最后终于得到部党组的理解和支持，同意我辞去公职，成了一名“个体户”。

新的公司组建好，正常运行后，我请父母来公司看看。父母看了办公楼，看了公司里勤奋阳光的年轻人，又看了我的办公室，父亲又很得意，他坐在我办公室的大转椅上，啪啪地拍拍桌子，确定我不会回官渡滩种苞谷了。母亲不说话，她朝我笑笑，笑着笑着，忽然就又有泪流出来。

2015年10月，侄子王翼结婚，父母在哥哥家里扎气球帮忙布置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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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膝下承欢，以为时间都是无边无涯，从没想到有尽头。然而人世倥偬，每次与父母相聚，都是来去匆匆。我跟李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很想父母能跟我们一起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朝夕相处了。但母亲住不惯城里的房，过不惯城里的日子。虽然我跟李红对二老都十分孝顺，她还是觉得不自在。每次过来看看孙女，小住几天，我们陪着四处转悠几下，就要回老家。前几年哥哥把老屋修缮好，又在旁边盖个楼房，想请父母搬进去住。但母亲不同意。她说人的脚要踏在土地上，才扎实。土地补人呢。

于是二老继续住在老宅子里。

每次与父母分别的时候都十分不舍，就想，一定找机会，跟父母多呆一些时间。没想到在庚子春节，就真的遂愿了，更没想到这是个甜蜜的把柄，后面拖着母亲的灾难。我们是在透支幸福。艰辛的庚子年啊！

2016年9月5日，侄子王紫林参军入伍，父母从官渡滩赶来送行。父亲很欣慰，但母亲也很不舍。王紫林也流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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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母亲是前年（2019年）秋天就得病的。但当时我们懵然不觉。一切苦难，都堆在了艰辛的庚子年。

2019年年底，姐姐打电话告诉我，妈妈肚子痛，起初还忍着，实在受不了，才让我们知道。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让姐姐赶紧送到市里的医院检查。我当晚也飞到重庆。也是凑巧得很，值班的是位年轻的医生，他给母亲做完检查，确定地说：阑尾炎。

我们抽紧的心一下就放松了。荒唐的是，我们当时都没想到转到另外的医院复诊，现在想来，潜意识里也是不敢复诊，生怕新的检查结果将这个结果覆盖，我们的侥幸得来的幸福被注销。现在想来，我们多么荒唐，多么轻信，简直是苟且偷生的一种。一家迫不及待地就地治疗她的阑尾炎。母亲住了几天院，临近春节，我们就陪她一起回了老家。春节期间，疫情爆发。大年初二，爱人接到命令赶回部里，就提前回了北京。

因为疫情，我和哥哥都给公司放了假。于是我们得以继续留在父母身边。那是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在母亲身边呆得最久的一次。当时国内疫情如鼎如沸，风声鹤唳。遥远偏僻的官渡滩村寨却犹如一条夹缝，父母儿子在其中偷享人世之欢，虽然为疫情焦虑，但暗地里又为这意外得来相守感到庆幸。

谁都没想到噩运已经来到身边。

母亲跟孙子王一、王翼在一起。两个孙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都跟奶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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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和我带着几位堂兄弟和表兄弟到不远的林子里，用电锯锯倒一棵棵巨大的山毛榉。那巨大的树从高处慢慢倒下时，发出轰然的声音，我们像年少时一样欣喜。我们剔下树枝，束成捆，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皮卡一车一车运回家，卸在院坝里。表兄弟们回家后，我在院子里劈柴，又一块一块码在屋后的屋檐下。树枝则一捆一捆立在吊脚楼下。

母亲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不停地端来茶水、醪糟水、油茶汤要我们喝。那段日子，我也尽情地向她撒娇，每天不停的向她要吃的，要吃腊肉，要吃豆干丝，要吃酸鲊鱼，要吃糍粑，要吃油香。凡是小时候觉得美味的东西，我都一遍一遍地向她索要。她也乐此不疲，一样一样的给我盛在碗里递我手上，看着我美美地吃下去，她脸上是特别满意的笑容。父亲则不断招呼我歇息，说我这身子骨在城里多年，经不起累了。我猛地劈开一块很大的青杠头子，大声问他：“哪个说的？”父亲也满意地笑了。

等我吃饱喝足，她就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目不转睛的看着我干活。我抡起斧头，挥汗如雨。柴火在我的斧头下一分为二，再二分为四。父母眼里都是欣慰的样子，好像我刚长成，刚好能给家里干活。好像我从未娶妻生子，我跟他们从未分离。

这个工作我一共做了十多天。接下来，我砍了竹子，给菜园圈了新的篱笆，又把院墙边歪斜的台阶也修好了。父亲也很得意，有亲戚来拜年，就跟人家夸口：“看吧，我的儿子在村里，也是一个好把式呢。”

整整一个月，我挥汗如雨，又耐心细致。我把柴垛码到屋檐高。等过了六月，这些柴火晒干了水分，就是上好的了。树枝用来烧锅，柴块烧火塘。父母在家，取暖、炊煮，够他们烧上一年了。哪知道我准备满壁的劈柴，最后作为她葬礼上制作宴席之用了。

三月里，疫情得到缓解，重庆开始复工复产，我就回公司。母亲往我尾箱装吃的，糍粑、香肠、腊肉、青菜、萝卜、蒜苗、小葱，塞得满满的。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她在院坝里朝我摇了摇手，脸上笑着，汽车一转弯，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忽然就抹起了泪。

淘淘是哥哥的第二个孙子，他刚学会叫“老祖”。老祖就是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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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经常肚子疼。印象中邻居还用担架抬着送她到县医院去治疗过。但平时，她每次腹痛发作，家人就给她吃子弹壳里的火药，我们叫“药面面”。

那时候，山里穷，也落后，人生病，几乎不请医生，也不买什么药治，唯一用的药就是子弹壳里面的“药面面”。我们那里天高皇帝远，水深山长，山里人常“撵獐”，就是用自制的火药枪打偷袭庄稼的野猪、獾、山羊或麂子。火药枪用的子弹，是自家炒锅熬硝，制成火药，用火纸包了，卷成手指头的形状，看起来像子弹——这种自治火药火枪很多年前就禁止了——但威力很猛，放进枪膛，扣动板机，野猪、獾、山羊或麂子，遇到一粒这样的子弹，肚子立刻就开了花。村人也有因火枪走火，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有的还被炸掉了胳膊或者半条腿的。

火药火药，村人认为带了个“药”字，就是药，只要有人生病就吃点这个“药面面”。到底有没有效，不得而知。但在漫长的艰辛生活中，村人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印象中母亲有次腹痛，吃了不少“药面面”，最终还是请了医生治疗。

大约是我七八岁那年，有一次，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家。深夜里，母亲忽然肚子痛，我赶紧打开一只子弹头，倒些药面面，让母亲就着一碗水吞下去。吃后好一会，母亲肚子越来越痛，实在受不了，用头使劲撞墙壁，我想给她再喂点药面面，她不吃了，连声喊“快去请滴水岩的赤脚医生”。我赶紧提上马灯朝后山跑，去几里外的滴水岩请赤脚医生。

去滴水岩要先翻过一座山坡，再穿过一片平地，在山坡与平地之间是一片坟林。一路上都没有人家，没有狗叫声，更没有灯火。恰巧那些天，我们生产队死了一个人，就埋葬在那片坟林里。我从小非常害怕死人，葬的地方又是去赤脚医生家绕不开的。要是平时，我肯定怕得要命。但那夜，我顾不上恐惧，提着马灯爬上山坡，穿过埋着新坟的地方时，野山羊的声音在半夜里“怪——怪——”地叫着。荒野里我提着马灯一边跑，一边大声背毛主席语录，终于穿过坟地，再爬上一片山坡，到了滴水岩赤脚医生的家。那位好心的赤脚医生半夜里听到叫声起来，见到我这个孩子，非常惊讶。他简单询问了情况，背起药箱就跟我往官渡滩跑。我想不起赤脚医生当时是怎样给母亲治疗的了，总之天亮时，母亲的腹疼平息了下来。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常常想起母亲的腹痛，想起她和村人每每病痛就吃下的“药面面”。火药真能治腹痛吗？是因为它的名称里，有一个“药”字，村人就认它为良药，还是火药里的硝有治疗作用，抑或，硝这个东西本身有麻醉功能，服下就减轻病痛？小时候想到这事，觉得十分神奇。成年后再想起，心里已经没有了神奇，只有悲怆。我只有一次次祈祷，我的父母乡亲，他们因为病痛而多次服下火药面面的肠胃，会坚固得如铜墙铁壁。

2020年下半年，母亲又经常感觉腹部隐隐作痛。家人都认为阑尾又发炎了。年前治疗阑尾炎，用的也是保守疗法，只输液消炎，没切除阑尾。于是就给她吃一些消炎和止痛的药。

起初她还能忍着，到九月里，实在受不了后，才让我们知道。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最先想到的是“火药面面”。我的母亲，她一生吞咽了那么多的艰辛和磨难，她早年因为病痛而多次服下火药面的肠胃，她的坚固如铜墙铁壁肠胃啊，连火药都不能伤及的血肉器官，又有什么病痛能伤及到呢？

93年冬天，母亲跟孙子王一、王翼和外孙冉双达在官渡滩合影，那一年母亲57岁，三个孙子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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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姐姐打电话，说母亲腹痛。我的心一下就狂跳起来，去年母亲腹痛，医生诊断为阑尾炎。我害怕这是侥幸得到的幸福，是我们欠下的债。现在，命运要来索债了。

姐姐在电话里继续说，母亲痛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告诉她，送到县里的医院检查，结果是结肠癌。我们不愿相信，姐姐当夜就随同俊丽姑姑开车送母亲到重庆市人民医院复检。我也当即订票飞重庆。重庆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华是我的老乡、亲戚兼朋友。他握着我的手，使劲捏了捏，没说话，我就明白了。我努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请他告诉我真实情况。李华说，晚期了。

李华按住我的肩膀，想让我安定下来。我向他道了谢，提出想自己静一静。那时已是深夜，我走到医院的院子里。我抬头仰望夜空。过去的许多年里，无论我幸福还是痛苦的时候，我都会仰望星空，浩瀚的苍穹与寂静的星辰让我平静，也给我安慰和鼓励。但那夜重庆的天空见不到一粒星子，城市的辉煌灯火把天空染得一片昏黄。市声嘈杂，汽车川流不息，真是众声喧哗、鱼游沸鼎啊。那一刻我觉得人世汹涌，浪涛像是要把我打翻、吞没了。

我像一个溺水者，浑身是汗，非常虚弱。我和哥哥、姐姐跟李华商量手术事宜，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动，而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漂浮在水上，无声地散了。我抓住他的手，都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但人已经被恶浪打翻了。

侄子王翼很会哄奶奶，他给奶奶播放老歌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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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方案敲定后，我整理好情绪，与姐姐哥哥一起温和地与母亲讨论病情。我们告诉她，检查到她的肠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这么多年，她一直肚子疼，可能就是这个小疙瘩在作怪。现在要做个手术，把小疙瘩切除。＂是做微创手术＂，我伸出小指头给她比划，＂就开这么一个小洞。＂我确定地告诉她。她很平静地看着我，点了点头。

李华很快安排了手术。手术那天，姐姐、哥哥嫂嫂和侄子侄女，还有一些亲戚朋友都守在医院。进手术室前，母亲紧紧拉住我的手，不松开。我俯下身去，脸贴着她的脸，轻轻哄她：“就是微创手术嘛，一会就做完了。我们在外面等着您。手术医生是非常有名的孙大夫，他技术好，脚手也轻，不得把您弄疼，不要怕，李华哥也要进来看您。”她这才松开我的手，被护士推进去了。

我们焦急地在手术室外面守候。我起先陪父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父亲也是心不在焉，不断转过头去看手术室的门。我心里揪得慌，全身发冷，就请姐姐过来陪父亲坐着，我站起来走动一下，走暖和起。哥哥发现我说话牙齿在打战，就递给我一瓶水。我抓过来就猛灌下去，一瓶水落肚，还是落不下心，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十分仓皇。父亲烦了，又不好发作，就说：“你给我坐一会嘛！不要在我前面晃来晃去的！”我就挨着他坐下来，还是坐不住，就把哥哥的孙子淘淘从嫂子的怀里接过来，放在腿上不停地抖着假装逗他玩。

手术进行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护士忽然推开手术室旁边的玻璃窗，大声叫母亲的名字。我们都吓了一跳。哥哥反应过来，原来不是在叫母亲，而是叫病人家属，是叫我们。我们赶紧奔上去，围到窗前，护士端给我们一个托盘，盘子里是一坨漂白发硬的东西，像是卤煮过的肉食。我脑子忽然就晕了。护士告诉我们，那就是母亲直肠上切下来的病变部分，她一边说一边用镊子翻动给我们看。我赶紧扶住哥哥，不让自己倒下去，眼泪也一下就冲了出来。

手术三个钟头的时候，李华打来电话，说手术完成，很成功。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抓住父亲的手，告诉他，妈的手术很成功。父亲听不见，只踉踉跄跄跟我们到手术室门口等母亲出来。

手术室门打开了，护士推着母亲出来。我们赶紧奔上去，围在母亲的移动病床边，帮着护士推。我们把母亲接回病房，帮护士把她安顿在病床上躺好。嫂子和姐姐手忙脚乱地给母亲塞热水袋，添被子。母亲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也惨白着。我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她的脸像冰一样凉。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眼泪滂沱，稀里糊涂沾了母亲一脸。护士喝斥：“家属不要影响病人情绪！”哥哥给我手里递了纸巾，压低声音，然而又严厉地喝道：“你这样子会让妈更难过！”我转过身拭了泪，见父亲正用手背揩我滴在母亲脸上的泪。母亲腹部缠了厚厚的绷带，身上插满了线管，输入的和排出的都有，连着血浆袋、输液袋、心脏监测器、止痛泵、引流袋、排泄袋，管子里流着血浆、药水、渗出液等各色液体，监控仪器上各种颜色的灯和图标不停闪烁。那些管子和绷带，像绳索把母亲捆绑住，让母亲像是一头困兽。

母亲睁眼看着我们，非常疲倦。我忍住泪水，脸贴在母亲脸上，轻轻地叫她，但是她答应不出来。过了一会，她终于开口说话，说的第一个字是"冷"，第一句话是“好想给医生说声谢谢，但就是说不出来”。她84岁的高龄，动了这么大的手术，遭受巨大的痛苦，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致谢！

母亲这张照片想不起是什么时候拍的，也不知道她怎么是那样的表情，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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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姐姐整天呆在医院。嫂子也请了假，负责张罗一大家人外加亲戚朋友的吃喝，收拾完毕，就用保温桶盛上汤，拎到医院来，一勺一勺喂给母亲。夜里一大家子围在母亲床前，热热闹闹地聊天。看着这一大群儿孙，母亲虽然难受，确很欣慰。夜深了，哥哥嫂子和侄子们陪父亲回家，姐姐和俊丽姑姑就留下来陪夜。我回到重庆，就换俊丽姑姑，和姐姐一起夜里陪护母亲。

俊丽姑姑是父亲的堂妹，算起来是母亲的小姑子。她出自幺房，她母亲又生得晚，所以她年纪比我还小。母亲生病后，俊丽姑姑执意陪母亲来重庆，和姐姐一起照顾母亲。她很能干，性格又温顺，母亲觉得十分贴心。她自小就跟母亲很亲，母亲很喜欢她。官渡滩几十年，两人相互体恤、相互帮衬、相互怜惜，不像姑嫂，倒像是母女。母亲生病期间，姐姐、嫂子和俊丽姑姑每天端茶倒水、喂饭喂药，尽心尽情。医生和病友都以为她们三人都是母亲的亲闺女。

手术后，母亲又做了两次化疗。化疗很折磨人，哥哥姐姐都不敢让她做，但母亲特别坚强，凡是能让她治好“肚子里的疙瘩”的办法，她都接受。我也坚定地支持她。做完化疗她吃不下饭，趴在床边呕吐，胃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吐了，呕出来的只有胆汁，其状十分痛苦。呕吐完，她躺回枕上，脸上又泛起疲惫又平静的笑容。

父亲白天在医院，当着母亲的面，跟家人也是有说有笑，爽朗得很。夜里一出医院门，人就萎了。起初家人对他瞒着真相。但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会猜不到？有天夜里我下楼送一大家人回家，临上车时，父亲忽然走过来抓住我的手，颤抖着，好一会说不出话。我把他的手捏紧，安慰他道：“爸，妈这病不是么子大事，这里医疗条件也很好，挺过这一阵就好了，您不要担心。”父亲忽然老泪纵横，他哽了几哽，才说：“道理我懂，……你们也都尽心了……我就怕她挺不过去……”夜里他在马路边像个孩子那样大哭起来。

想不起是那一年，我们陪父母游览，父母在川黔界碑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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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苹果切成薄片，插上牙签，喂到她嘴边，轻轻蹭她的嘴唇。她只好张开嘴，用牙齿咬住努力咀嚼，艰难地吞下，我就看她胸口和喉咙急遽起伏，像又要呕吐的样子。她努力憋住，终于没有呕吐出来。平息下来，她转过头，朝我笑笑，有些不好意思，有些愧疚的样子。

有时候她小睡醒来，见我正埋头在电脑上忙碌，或者正看一本书，她不出声，静静地看着我，像我年少时那样。她觉得她生病耽搁了我，但至少不曾拖累我。在三个儿女中，她更信任我，也更依赖我。我陪在她身边，她似乎更安心。

陪她几天后，北京那边有点事情，我得赶回去。我告诉她，公司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得暂时离开她几天。她忽然就很焦躁。我告诉她事情处理好就回来，也就二三天时间。她就答应了。

化疗后需要加强营养，她又没有胃口。记得她说过燕窝好吃。一个酒店有燕窝卖，三百多块钱一盅。我们买给她吃了十多天，她从嫂子嘴里打听到燕窝的价格，就不肯再吃了。于是我们从网上买新鲜燕窝来炖，告诉她一盅只要三十多块，她答应吃，但已经没胃口了。

大约是2018年8月，父母和哥哥一大家人合影。多年来，我跟李红远在北京，父母平时多由哥哥和姐姐照料。嫂子对二老尤其周到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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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枇杷山上，站在窗前，可以俯瞰整个渝中半岛。有些黄昏，我给母亲披上衣裳，扶她站在窗前，看长江和嘉陵江在朝天门交汇，两江环绕，九月了，暑气还没退，热汽蒸腾，城市像在这口热锅里熬煮。这座城市经历了一场新冠疫情，又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我们看着江水滔滔而来，包围这座城市，又浩浩汤汤而去，母亲不住叹息。

母亲求生的欲望特别强，医院的要求她都特别顺从，输完一瓶水，护士换药的时候，她总要问：“还有几瓶？“生怕护士遗漏了。一天的治疗结束后，她又要问明天几点钟开始，要输几瓶，还要吃什么药？所有的医嘱她都严格遵守，十分听话。要她吃东西，她也都答应，勉强咽下去，又吐出来。然而她这样积极英勇，还是抵不住一天天衰微下去。

我们都以为她切除了病灶，身体里就彻底没有那个做祟的东西了。做化疗时，我坐在床边，看着晶莹的药水一滴一滴进入她的脉管，心想残留在她身体里的病毒就会一点一点退散，这样，几轮化疗做下来，她又是我们好好的母亲了。

现在想来，我们真是轻狂。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人间再难的事情都有办法解决。我们也为此做好倾尽一切的准备。但人心终究大不过世事。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下去，我们一点一点放弃希望，最后向命运低下了头。我们明白治疗没有任何用处后，最后只希望治疗作为减少痛苦的一种方式，希望她走得安详一点。

我在病床边支起一张陪护床，姐姐夜里就睡在母亲身边。母亲入睡前，姐姐跟我分坐在病床的两边。母亲半躺着，她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坐卧不宁，不停地折腾。等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娘仨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母亲说我小时候一直让她提心吊胆，生怕我化了。我一直不断奶，她只有把奶头放我嘴里噙着，她才心安。直到我结婚，她才安心下来。娶了亲的男人，命运就换了一轮，从此她确信我不会丢失了。

她身子弱，说起话来尤其费力，有时候说了半句，下半句要好一会才续得上，刚说完，忽然又难受起来，要折腾好一会，重新消停下来，才又想起，咦，说到哪去了？于是姐姐就把她忘掉的话续上。

姐姐说到我小时候雨天趟水上学，打湿了布鞋，母亲用竹鞭抽得我双脚跳。姐姐笑问母亲：“当时啷个又忍得下心呢？”母亲说：“我没读过书，不会讲，娃儿一泼烦，就动手了。官渡滩哪个娃儿不是打大的？没打坏就好。”说完她歇了一会，就抬起右手看了又看，像是怪罪那只手似的。那只手青筋毕露，落满了浅褐色的老年斑点。腕上套着医院发的印有二维码的手环，手背上静脉血管里扎着留置针头，用胶布粘着。

我强做欢喜地说：“古语说棍棒出好人。要不是妈老汉打得好，说不定我早变坏了呢。”

母亲静静地说：“我的儿女我晓得，啷个都不得变坏。”

母亲说到我第一次离家去乡政府工作。那天早晨，父亲跟我都欢喜得很，但她担忧，我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那里的人都是干部……我在他们中间，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给我气受？会不会挨他们整？

我赶紧告诉她，我工作几十年，遇到过许多困难，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贵人相助。母亲就说：＂要记恩，我们不做忘恩负义的人。＂我说放心吧，我是懂得感恩的人。母亲说我放心。

有次说到我当初毁婚的那个姑娘。她说她当时也很舍不得，担心毁了这么好的亲事，再找不到那么好的姑娘，那么好的家庭了。但我那夜哭得很伤心，伤心得不像个男儿汉。她也心软了，管他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再说儿子不疤不跛，也不傻，好歹总能找到个媳妇。实在找不到，她养我一辈子。

这是她最后一次说到养我一辈子。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夜越来越深，母亲实在累了，她半躺在床上，不说话，但眼还睁着。姐姐跟我坐在旁边，都舍不得睡去。重述旧事，这短暂的欢愉让我们感到安慰。但我们都明白，最后的日子快要来了。

有一天，母亲忽然想吃香菌包子。我赶紧出去，在武陵山珍总店给她买了香菌小笼包。第一次，她能吃二三个，后来就越吃越少，第二期化疗做完，我又去买包子回来，但她已经没了胃口，一个也吃不下了。

哥哥的二孙子淘淘，每天被家人带到医院看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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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初，女儿春语回国，在上海隔离结束，就直飞重庆看奶奶。走进病房，刚叫一声“奶奶”，祖孙俩都哭了。

女儿打小就跟奶奶特别亲，奶奶也尤其疼她。庚子多难，人事艰辛，正当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母亲却遭此罹难，其时又正值国外疫情大爆发，母亲自己忍受病魔摧残，却又非常担心春语，每隔几天就要我跟春语打视频电话，要看到她的孙女笑吟吟地出现在手机里，她才放心。她听一位来探望的亲戚说板蓝根和双黄连治疗新冠有效，就叫我赶紧打电话让春语买板蓝根，买双黄连，戴两层口罩，不要出门。其时，祖孙俩都深陷困境，却只为对方揪心。

祖孙俩见面让人落泪。春语像对小孩子那样俯下身去抱奶奶，奶奶却费劲地想从床上欠起身来抱春语。最后还是春语把奶奶抱在怀里，两人搂着哭泣不止。

当晚春语留下照顾奶奶，让我们回家睡个好觉。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医院。春语已帮奶奶梳洗过，喂奶奶喝了粥，护士正打吊针。春语很乖巧很贴心，一边照应着奶奶配合护士，一边鼓励奶奶。小护士由衷地说：“妹妹真乖，奶奶你好福气”。吊针打好后，母亲躺在床上喘息了会，对小护士说：“我是福气好。我有三个儿女，七个孙子，四个重孙，他们全都好得很。我两个媳妇对我，就跟女儿一样亲。就连我这小姑子，也跟亲女儿一样。”她歇了歇，又说：“我这辈子，是满意了。我对儿孙，也满意了。”

春语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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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家农村实行土葬，最怕"人死了被烧"。并且，一个有福有寿、儿孙满堂的人，是不能死在外面的，不然进不了堂屋。但母亲不管这些。她仍然努力地挣扎求生。但希望已经微乎其微了。医生善意地放弃了治疗，让我们带她回家。

2021年1月5日，我们以疫情严重为由，骗母亲在重庆怕被感染，先回老家。她疑惑地看着我，像是不舍似的，好一会，才点头同意了。临行前，我和女儿搂着母亲照了一张合影。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跟母亲合影了。女儿搂着奶奶笑得很甜。拍完照，她就跑到走廊尽头啜泣不已。

从市里到官渡滩，车程有四个多钟头。那天我们开得很慢，上午10点出发，开了5个钟头才到家。一路上，嫂子在旁边照料母亲。起初我们很担心她身体受不了，但还好，沿途只短暂休息了三次。车开到我家对面柏树林的时候，嫂子问母亲到那里了？母亲见马上就要到家了，笑得很开心，那是她生病住院以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车开到家门口，我想把母亲背进家门，但她坚持自己走上去。亲戚们强作欢颜，聚在我家里迎接她回家。她好像也受到激励，那天夜里在火铺上坐到九点才回房间睡觉，对来看望她的亲邻笑微微的，但已没有什么精神说话了。

那以后，陆续有亲戚和朋友来看望她。她已经形销骨立，并且开始了最残酷的疼痛。每一阵疼痛都像烈火袭来，要将她吞噬，她像一片叶子蜷缩起来，紧紧咬住嘴唇，不呻吟一声。她痛的时间越来越长，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

镇上有位学医的朋友叫梁秘，跟我们家交往甚密，离得也不算远。哥哥就请梁秘住到我们家。母亲痛的时候，就给她打杜冷丁。梁秘还帮着我们兄弟暗中筹备母亲的后事。

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母亲能坚持下去跟我们一起到春节，大家陪她热热闹闹过年。

9号那天，我必须回北京处理一件事。恰好有位朋友弄了一条很大的甲鱼给母亲送过来。那天母亲精神不错，要我扶她起来在火铺上坐坐。我陪着朋友在火铺旁边的桌子上一边喝酒，一边在火塘里烤土豆和粽子吃。母亲斜靠在板壁上，安详地看着我们。朋友让我吃一个粽子，我刚吃过早饭，不饿。母亲这时发话了，她说：“再吃一个吧，你自小就喜欢吃粽子，那时候难得吃到呢。从官渡滩到北京，路远，吃饱点，经冷。”我一直严格地控制体重，很自律。那天，母亲说完那句话后，我拍拍肚子，让母亲看：“妈，我一点也没长胖，从不对自己放松要求。哪怕是一个粽子。”母亲就不言语了。

那是母亲最后一次关心我的饥饱冷暖。

父母亲在哥哥家吃我给他们买的香菌小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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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清晨，我接到嫂子打来的电话，她哽咽着说母亲病危。我立即从北京赶回老家。

母亲已经昏迷了。我俯下身握住她的手，大声地叫她，好半天，她才睁了眼，看看是我，艰难地说出一句话：“搬盘你们了。”在我们老家，搬盘就是为别人奔波劳顿费周折的意思，相当于“给你们添麻烦了”，是含着愧疚之意的。

这是母亲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皮包骨头，躺在床上，她全身的骨头硌得自己疼，想坐起来，又没有力气。我们姐弟三人轮流坐在床上，把她抱在怀里，她才好受点。疼痛袭来时，她又蜷缩起来，不住发抖。那时候，我整个人也散了，不知自己怎么才能活得下去。

我们抱了两天两夜。她一直深度昏迷，已到弥留之际。我抱着她，感觉她的身体轻得像羽毛，而灵魂正在抽离逃逸。我用脸摩挲着她的脸，一声一声叫她，想把她的魂唤回来。

1月20日半夜，她终于睁开眼睛，费劲地打量围在她身边的人，又看清抱着她的满脸是泪的正是她的小儿子，她费力地蠕动着嘴唇，想要说什么，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慢慢的，她眼角就有泪渗了出来，最后流了满脸。

1月21日下午16时13分，母亲她把身体留在我的怀里，灵魂升了天。我为她阖上双眼。

一个疗程后，母亲从医院回到哥哥家，三个重孙迫不及待地黏住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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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躺在黑漆的棺椁里，穿着绣了华丽花朵的黑绸裤衫。她的膝盖风湿消失了，偏头疼消失了，心口疼消失了，手臂麻木消失了，腹痛消失了，她拼了命与之搏斗的癌也消失了……她嘴唇微抿，眉目安详，容颜沉静，像是出走多年，终于回到故乡。

葬礼那天早晨，我们跪伏在她的墓穴前，看着一铲铲的黄土纷纷落下，把她掩埋。大地接纳她的一位女儿回家了。这是人世播撒进大地深处的又一粒种子。从此她成为大地的一部分，与大地一起滋养和孕育，一同经历四季、雨水，一起承担耕种、收获，一起包容，一起忍耐，一起希冀。在她长眠的地方，会长出新的庄稼、草木，新的悲伤和幸福，以此养育一代又一代儿孙。

她走了，留下父亲，在人世独自拥有一群哀伤的儿孙。葬别她的那个早晨，我们从墓地回来，卸下孝帕，看见头上又长出一层白霜。

世事难敌春风。清明节，我们回乡祭奠母亲，看见她坟墓的新土上，已经长出青青的草。也许要再过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她坟墓上的新土变旧，墓碑上她的名字变旧，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我才会相信她真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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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乡间，说人到最后称“百年“。我惯常数理思维，简单认为，人就是要活到百年。半生为人，我在人间学会了吃苦，学会了争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承担，却一直没学会离别。我粗略计算，在人间，我跟父母还要相守二十多年。我想，到我的父母百年时，我就有七十岁了。七十岁的人，可以说历尽沧桑，是学会别离的时候了。我风尘仆仆朝前赶路的时候，想想我在人世，还有父母的目光看着我变老，意志变得更加坚定，心却变得更加柔软。想想就觉得人生无尽。

但母亲不等我。

周末的午后，我去厨房，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洁净的灶台上。母亲她不在窗前“笃笃笃”地切豆腐丝了。刀板洁净，刀具铮亮。一只蜜蜂从窗外飞进来，在玻璃窗上嗡嗡嗡地，老找不着出去的地方。

院里丁香开了。她曾跟父亲在春天的午后坐在院子里为丁香和菜花争论。父亲说丁香比菜花香，但没得菜花有用。母亲却说丁香虽然没用，但长在儿子的院子里，就是有用的。这个春天的午后，院子里没有了父母的争论，只有丁香香气馥郁，呛得人眼泪夺眶而出。

清明我回官渡滩，开车经过一片土地，就是我第一天上班，父母送我时，母亲半路上拐进去劳动的那片土地。我把车停下，站在路边久久凝望着那片地，但不见母亲从地里直起腰来，也不见她从一棵棬子树后走出来。

官渡滩门前的桥上人来人往，我站在桥头，见不到她从人流里回过头来，笑着叫我的名字。我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也不曾看见她坐在门边的天光里，低头缝鞋、补衣、裁豆、拣种。

夜里，父亲一个人偎在火塘边，默默地烧水、煮茶、吸烟、咳嗽，她不在父亲身边，为他烧火、添水、点烟，在他流着泪咳嗽时替他捶背。我坐上汽车开出家门，她没有在尾箱里装满糍粑、香肠、腊肉、青菜、萝卜、蒜苗、小葱。我习惯性地看后视镜里，她没有站在路边望着我离去。大地接纳了她，再不打算把她归还我了。我把父亲接到我身边，夜里我俩在灯下慢慢聊起她，却又感觉她就在灯影里默默看着我们。

父亲像一棵树。山里的男子都像树，笔直，高挺，外壳粗糙，坚硬。没有什么能够摧折，除非砍劈。即使与刀斧相遇，也会发出斫斫之声。与父亲们相比，母亲们则像是草本植物，像高粱，苞谷，小麦，稗子，甚至，像丝茅。对，丝茅。丝茅最早出现在《诗经》里，后来它又有了一个好听又好看的别名——苇，这些都让这种植物具有了古老又清澈的诗意。但是，你若到了我们老家，在中国西南山地，在那些坡坡坎坎，在山坳，在岩坎，在林边，在地角，在河畔，在路边，你会发现，诗意跟丝茅一点都沾不上边。在我们那里，丝茅是很普通很卑贱的植物，漫山遍野都是。我们也不叫它苇，都叫丝茅。它茎秆粗壮，比芭茅高，叶片粗粝，叶边锋利，秋后连牛都不敢下口。寒冬里，丝茅独自在地下蓄茎，春冻时醒来，悄悄冒芽，抽茎，拔节，吐穗，倾尽一生长出连肉眼也看不见的籽实。白露时节，满山芒穗，白茫茫一片，秋风起了，芒絮纷飞，让人落泪。她一生柔韧，沉默，百折不回，干旱再久它也不枯，雨涝再深它也不溺。风暴来时，她伏下身去；风暴过后，她又挺起身子。到老了，她顶着一头白穗，倒伏在地，最后腐朽在泥土里，滋养新一轮生机。

她就是大地上的一株丝茅，是我的母亲，讳名樊玉香。

-后记-

母亲离世时，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篇文章。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读了，说很感动，鼓励我继续写，把想说的话都写出来。母亲七七，我回乡祭拜，当天晚上就开始写。每天写一点，写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为生计奔忙，差不多每天超负荷运转，忙碌又疲惫，有时候一天写一段，有时候一天写几段，而有时候，几天都写不了一段。几十年来一直在公文案牍中谋生，对写文章，笔拙得很。好在写的都是心里话。我写的时候，感觉就在跟母亲说话，又感觉是在给一位不曾谋面的兄弟讲述我的母亲。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完全不讲写作技术。就样这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也是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

写成后，每天在朋友圈发一段，连载近一月，得到许多好友亲朋的关注、关切和关心，有的点赞鼓励，有的回帖安慰，有的发来短信问候，还有的默默看过，不着一字，却忽然在某个时刻打来电话：“兄弟，找个时间，我陪你坐坐。请多保重。”

非常感激大家以各种方式给我亲切的慰籍与温暖的鼓励！这段时间我十分脆弱，所有的回帖都不曾回复，所有的邀约也不曾应允。但是，大家情深义长，我永远深深铭记在心。

俯首恭谢！

写作此文的初衷，是想把母子同行五十多年的点滴记录下来，把在仓促人生中没来得及跟母亲说的话说出来。以后想母亲了，就在这份追述中与她相逢。这是我记住和怀念的方式，也是我的责任。我想通过这篇文字，让母亲在儿女心中永生。

我原打算把这篇文章的写作，当做是结束，也是开始。从此我重新上路，独自行走余生，这没有了母亲的旅程。

但哪有那么容易！

母亲弃养已整整四月。我这个没妈的人，在人世间跌跌撞撞地过了一百二十多个孤单的日子。经历了最初的仓皇与茫然之后，随着生活和工作步入正轨，我也逐渐平静下来。我每天拼命忙碌，把自己弄得非常疲惫。但只要一停歇下来，我就陷入巨大的虚无与悲哀。失母之恸并非只是为母亲受难而伤心，也不只是因为离殇，而是一个人失掉母亲的照拂与仁爱后，独自面对苍茫人世，内心泛起的无边的荒凉。

我不止一次跟李红说，人活着真没什么意思。

李红说，都有这样一段过程，走过就好了。时间的力量是强大的。

葬别母亲后，我经历了母亲的毕七，经历了清明，又经历了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

母亲节是西方的节日，我向来不在意。再说，有母亲的日子天天都是节日。但今年这个节日的清晨，我打开手机，发现朋友圈已经刷屏，我实在不忍卒读。我把手机关掉，出了门，在湖边漫无目的走了一会。我见路边的树下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农妇在卖菜苗，我走过去跟她攀谈了好一会，最后买了些西红柿苗、茄子苗、黄瓜苗、辣椒苗，带回来栽在园子里，用矮篱笆围起来。歇了一会，我又出门，买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鸡回来，放在园子里。做完这些，我在樱桃树下坐下来，靠着树干望天。北京五月的天空蓝得空洞绝望。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这时李红在门口大声喊我，让我打开手机，说有朋友电话打不进来。

我开机，许多短信嘀嘀嘀地涌进来。其中一位如父如兄的朋友发来的短信尤其让我动容，他是这样写的：

兄弟，今天是母亲节，这是所有母亲的节日，无论眼前的母亲还是心中的母亲。咱们的母亲在天上永享安乐，此刻，她温慈地看着咱们，对咱们说，儿子，不要脆弱，不要泄气，不要害怕，妈一直看着你。兄弟，母亲并没有离去，从前她是一个人，现在，她成了神。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关心眷顾我们。兄弟，今天是母亲节，让咱们为天上的母亲祈福。然后，请去给自己的爱人道一声节日快乐。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保重，兄弟。

我止住泪，走回屋，郑重向正在厨房忙碌的李红祝福节日，又和春语、馨馨一起向她赠送了礼物。然后回到书房，给几位一直以来关心母亲的女性亲友发送短信祝福。

生活在这一刻，又进行了下去。

写这篇文字，还为了致谢。

我要感谢重庆人民医院的李华副院长，孙念绪大夫，主治医生龙赘大夫，冯晓玲护士长。母亲生病期间，他们给了她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护，他们以医者仁心，在一位耄耋老人生命垂危之际，给予了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我要感谢众多亲戚朋友的关心与关照，感谢你们在母亲生病期间对她的看望、关心、问候，给了她最后的慈悲与温情。在我们一家眼睁睁看着母亲受难时，你们与我们在一起。感谢你们给予我们一家人的安慰与鼓励。感谢王俊莉姑姑，梁秘，吴小兰……。

我要感谢我的亲友乡邻。母亲辞世后，哀伤让我们姐弟非常脆弱和茫然，几乎不能自持。是众亲友和乡邻帮忙操持料理葬礼。母亲落葬前夜，亲友和乡邻百余人在灵堂守护陪伴，凌晨，又扶柩送别她走完最后一程。

恩深义重，含泪叩谢！

我要感谢我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家人。多年来我远离父母，双亲全靠他们孝敬照顾。我虽有孝心，但若以事论，则远不及他们。母亲生病期间，他们两家无论老少自始至终无微不至的照料操劳。姐姐昼夜侍奉，衣不解带；嫂子尽心尽情，煎药烹汤，体贴周到，一片赤诚之心，对亲娘也莫过如此。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李红，感谢她一年多来与我共同忍受煎熬，共同担当。感谢她给我坚定的支持与温柔的陪伴。当我软弱得像个孩子崩溃失控、伤心哭泣时，她像母亲一样耐心地宽慰劝解。感谢她对我的理解与包容。

我要感谢我的女儿王春语。她远在异域，被疫情所困，却时时牵念奶奶。在奶奶生命的最后日子，她不顾疫情危险回国，陪伴照顾奶奶，给了奶奶莫大的安慰。母亲离去后，在我低落的时候，我的女儿像小鸟一样萦绕在我身边，给我晦暗的心境增加了鲜亮和希冀。感谢我的宝贝。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他与母亲历尽艰辛，把我们姐弟仨哺养成人。六十余年相濡以沫，在85岁高龄之际，又与我们做儿女的一起，夙兴夜寐，陪伴照顾母亲。母亲离去后，他虽然非常痛苦，甚至有几次当着我们的面也忍不住大声哭泣。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我们失去了母亲，他成了一大家人的主心骨，是我们内心的安慰和依靠。

我要感谢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感谢他们生养了一位美好的女儿，并把她嫁给那个叫王祥胜的人，让我们有幸成为他俩的儿女。

最后，我要感谢大地，这万物之母！感谢她以宽厚、平静、仁慈的怀抱接纳我的母亲回归。感谢她让母亲长眠，并给母亲永久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