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与黄河文明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河，她与我们一道经历昔日的苦难，更经历了苦难中的抗争。黄河，有数不清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走近黄河……

一

站在黄河入海口，浮想联翩。

回顾黄河的几个大拐弯，一条苍龙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站在某一个点上看黄河，看到的也许是局部的精彩；腾飞起来，环顾左右，方可看到它的全部精华。看得更全面些，才能避免“瞎子摸象”，目力也不会陷入“虚无”的泥沼里去。认知中华民族上古部落联盟的图腾标识，寻找“龙”的形象来源，可以有多种切入思路。龙图腾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融合演变过程，但它始终离不开黄河所塑造的历史环境。

从黄河入海口回看，天高地远，齐鲁大地莽莽苍苍，目力透过晨曦中的薄雾，思绪之笔可以勾画出这样一幅图景：黄河从源头舞来，在甘南草原猛然一摆，甩出惊天动地的第一个大拐弯，然后进入第二弯、第三弯。“几”字弯是龙的弓背，接着它扬鳞俯颈，穿越秦晋大峡谷，扫视雄伟华山，倏地转身，进入“三门湖盆”，腾向中原大地，前后伸出来四爪四翼，所到之处覆盖了中华文明的多维空间。历史上黄河有过多次改道，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同时也造就了大片的沃土和广袤的平原。我想起毛主席面对黄河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等于藐视我们这个民族。”黄河与我们的民族血肉一体，我们该怎样敬畏黄河呢？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又是黄河一手拉扯大的。炎黄并不只是传说，他们在黄河上下都留有足迹，只是记事文字系统发展相对滞后，史前“家谱”记载缺失，有一些只能借助“口述历史”的形式流传下来。这就比较好理解了，欧洲古史的重构，其实也借助过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新旧约的“描述”，然后在考古中渐渐证实。我们常讲“信史”，讲“孤证不立”，但也不可忘记古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告诫。信与不信，要看事实和其中的历史存在，因此，我们也会把希望寄托在拥有还原历史事实手段的考古人身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有序展开，认定了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上古三代遗址也在陆续浮现，黄帝文化的踪影开始慢慢显露。现在，较大规模的灵宝西坡遗址在不断地发掘研究，这里或有黄帝文化发展成型的最重要线索。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李安摄（新华社）

在灵宝，我不仅看到了古秦函谷关和年代较近的函谷夹辅，还去了西坡遗址，看了铸鼎原上的黄帝陵冢。令人惊奇的是，西坡遗址发现了一座特大型房基，占地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围以回廊，那分明是原始“宫殿区”的格局。铸鼎原上的黄帝陵冢更令人震惊，陵前有一方遗存，是古代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前祈愿黄帝保佑的地方。这方遗存建在远古的祭祀坑上，地上建筑已不存，但无形中保护了黄帝时代以降的祭祀台坑。较深的灰烬层里还出土了细石器时代精美的玉石璧和玉石钺，玉石璧和玉石钺是那个时代的首领权力象征，也是专用的礼器。

二

眼前的一切都会引起盘旋不断的思绪。在我，最要紧的联想是这样两点：一与遍布中原和大河上下黄帝传说中的踪迹有关，黄帝的活动曲线和定点轨迹究竟是怎样一条弧线？二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关联，看似扯不上边，但有没有另外的释读思路？

先说第一点。黄帝的传说很广泛，北起燕山南到中原的新郑和河洛一线，西起鄂尔多斯台地东到古黄河下游，举凡黄河几个大拐弯的上下两侧，皆可望得见他远去的历史身影。这是什么缘由造成的？在文化地标的“争夺”和祖源认定上，虽众口一词却各有各的“方言”。在共同文化体系的研究中，似乎也各有各的故事场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比如，桑干河畔有过黄帝战蚩尤的上古战场，从北京平谷到河北迁安长城一线，也有黄帝文化的明显印记。陕北的神木为什么叫神木，其境内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与南边的桥山黄帝陵有什么样的联系？黄帝之都在河南新郑，但黄帝铸鼎的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秦岭脚下的河南灵宝？黄帝采秦岭首山之铜，在临近的荆山下铸鼎，在《史记·封禅书》里已有明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毕竟早于我们两千多年，他的记录更可信。铸鼎原现存一通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刻立的《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序》石碑，也记载了黄帝铸鼎之事。西坡遗址像是散落在大河上下的珍珠，到处都在闪光，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遗址之一。但黄帝的活动踪迹也要有合理解释，那么串起黄帝文化的链条是什么呢？

黄河，唯有黄河，能够串起这个链条。黄河养育了黄帝文化，也给了文化传播的相对半径。具有历史文化意味的是，中国北方古民族部族，无论前后名称怎么变化，大多认同黄帝是他们的祖先和共主。即便到了“夏”，其名号也是后来所谓匈奴、鲜卑、氐、羌逐鹿中原时，不约而同举起的旗帜，并由此演化出华夏文化和诸夏文化的某些区分和文化联系。因此可以这样去看，黄帝文化辐射的纵轴在黄河的南北河道上，横轴则在黄河的几个大拐弯里，黄河“几”字弯柔软的腹部和衣袍下，有着黄帝文化发育的大小摇篮，其所形成的巨大的黄河文明放射覆盖圈，明晰地显示了中华上古文明形成的坐标系统。

把看似散在的点连接起来，空间不是问题，黄河特有的弯曲本身就有巨大的通透性、播散性和旋转性。对于上古时代的铁脚勇士们，时间也不是问题。或者说，早期的黄帝部落联盟更多具有游猎色彩，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融合之后，全面转型为更稳定的农业生存模式，大型的居民聚集点出现了，也就出现了黄帝在荆山铸鼎的一幕。到了新郑，黄帝文化怕已进入了鼎盛期，而黄帝陵的桥山是他和他们的起始点。

西坡遗址离黄河很近，但也有一定的防洪安全距离。由于气候周期的变化因素，古人的聚集点都设在有溪流的高地上，铸鼎原正对着首山和荆山，铸鼎而立“宫室”的条件都具备。令人多思的是，黄河从第四个大拐弯流来，后来出现了风陵渡、大禹渡、豆津渡和茅津渡，一直到三门峡的四个大渡口。其中大禹渡通向山西芮城（古芮国），向北就是汾河湾里的“尧都”陶寺遗址。前后的文化承继线很连贯，西坡四围显在的仰韶文化遗址密集，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

黄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何干系？说来话不短，肯定有曲折。这个联系，在黄帝文化轨迹没有明确定论之前，原本不该随意提起，无奈三星堆的最新考古成果把原来的谜扩大为更大的谜，其中不乏外星人的猜测，也有“文化西来说”的影子在隐隐约约地晃动。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面具。沈伯韩摄（新华社）

西方一位学者在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发表题为《谁建造了埃及金字塔？》一文，断然排除了从外星人到亚特兰蒂斯人甚至犹太奴隶的多种假设，因为这些说法都没有考古证据支持。考古证据和埃及古物学家支持的结论，是金字塔为古埃及正常民工建造。那么，我们对三星堆前后发现成果的解释，自然也不能随意。

听似为谜的谜不外有几个点：一是金人（铜人）的铸造与商代铜器文化的传统形制和用途不符，甚至怀疑是谁隐瞒了对它们测定的准确年代；二是铜人的形象、脸谱面具乃至高些的鼻梁和阔嘴，被质疑不是东亚人种的形象；三是象征王权的包金权杖也不对路；四是这么贵重的物品，为什么再二再三地焚毁于祭祀坑内。对于有古文献记录的铜建木树和建木树上的“金鸟”，以及《华阳国志》中的“纵目人”，倒不是很在意，但恰恰是这些出土文物，与中国古文献有高度一致性，谁也不能视而不见。

铜人的鼻与面具上的嘴形，大约是不能成为论据的。且不说铸形会有艺术夸张，中国古代的各民族部族脸谱的嘴型比它们还要阔大，那鼻梁再高，也应归为鼻翼较宽的“蒜头鼻”。铜人的规模出现，倒有必要探究，因为从春秋时代孔子发声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暗示了祭祀仪式要不要有人形的写实，是有过争论的。虽然商祭器、礼器上的饕餮之类的变形人形，被归入了例外，但还是挡不住后来秦始皇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成排列队地出现。中国的铜资源分布不均衡，铸钱还不充裕，所谓赐金百斤，乃是赐铜百斤，但从更接近于蜀中古文化的秦人来说，铸铜人、铸铜鐻、铸铜钟乃至翁仲，似乎也是成俗的。汉代的刘歆在其《西京札记》里，就有咸阳宫有铜人十二、座高三尺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也有秦始皇销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的明确记录。史记的有关索隐进一步点出时间和理由，说是始皇“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说那“长人”长三丈或五丈，也是十二个。这么高的身量几乎不可能，但洮河的上游联结着走向蜀中广汉的通道，秦的发育处也在临洮陇南一线，文化习俗有相近之处。铜人后来哪里去了？有文献指向了董卓，他废弃五铢钱，将十个铜人毁坏后铸了小钱，剩下的两个铜人也因波折被毁掉了。也有一说是秦始皇带到了自己的陵墓里。无论怎么说，铸大铜人是秦蜀共有的行为，只不过动机和用途不相同。各个方国的祭祀仪式总有自己的习惯方式，并不能由此得出外来的结论，而且由何处外来，谁也没有拿出实例。

面具就更不奇怪了。临洮南部和渭源的乡间，每年要举办一种“拉扎节”。“拉扎节”古称“番傩”，是为了敬奉自然神，这是多民族铸造的古代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傩戏并非南方地区特有，在秦晋大峡谷的黄河边也见到过。汉族有傩戏，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傩戏脸谱是“硬脸谱”，一般用木头雕刻彩绘，套在脸上就可以演戏。北方的一些大剧种，包括京剧、秦腔的勾脸和脸谱，其实是一种“软脸谱”。三星堆的先民们用青铜面具和金面，也是特征而已。至于“权杖”，一般是游牧方国的权力体现，这同犹太人的摩西形象没有什么两样。

匈奴也有铜人祭天的传统。《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特别是南匈奴是中华古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从来以黄帝文化为正朔，也经常举起夏的旗号进入中原。因此三星堆出现的铜人与此有没有关系，似可研究，并不一定要归之于迷离扑朔的外部来源。倒是这么贵重的物品，为什么再二再三地要焚毁于祭祀坑内，我在黄帝铸鼎原的祭祀坑前，从焚烧的玉石璧和玉石斧钺上得到了一些答案。那时没有纸张，也不一定会焚香，要表达对先王的尊敬，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用过的祭器和神器一道殡天。从王公到民间，这种模式影响久远。

在河南济源拍摄的“黄河三峡”景色。郝源摄（新华社）

这样说，倒不是看低三星堆的文化含量。三星堆文化的特异性，确实使人惊奇，也的确反映了中华文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也再次证实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满天星斗说”宏观文化论断中的睿智。但也要斗胆补一句，在满天星空里，终会有一个质量和吸引凝聚力的超强星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