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黄河文化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中的科学定位。顾名思义，所谓根，就是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化；所谓魂，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价值观念和黄河文化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把黄河的保护和治理提高到了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高度。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深对“根”和“魂”内涵的理解，对于做好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涵的时代价值，努力做好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篇大文章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根，是因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并留下了宏伟的物质标志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从代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的文字、城址、青铜器制造三要素来看，从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的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国家出现来看，从考古发现来看，从民族融合和治理能力来看，沿黄地区都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从黄帝开始，直至北宋，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黄地区。

农业是文明之母，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黄河流域的文明可以说是在旱地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以前，黄河流域就已经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黄土具有土层深厚、质地均一、结构疏松等特点，因而易于耕作。土中含钙、磷、钾等矿物养分比较丰富，矿物表面裹有钙质胶膜，有利于土壤结构的发育和植物的吸收。渭河、汾河、洛河等河谷和山前地带的水肥条件都比较好，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基本条件。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因为距海较近，雨量稍多一些。尽管河流时常泛滥，但在一些较高而近水的地方，同样有发展旱地农业的基本条件。黄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成为种植这两种作物的旱地农业起源的大温床。谷物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文明。农业的发生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文化生活的内容大为丰富。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从而为往后走向文明社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建筑凝结了黄河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文明的物质标志。城市建筑既是人群密集的生产、生活和劳动的中心，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标志。历史学家公认，经过历史长河沧桑岁月的风凋雨蚀，人类文明经过若干年后，留下来能看得见的东西寥寥无几，其中主要物质见证就是建筑，城市是其标志。从夏朝都城依黄河及其支流建立并转移，到元朝定都北京，再到明清，黄河流域很多地方成为都城，留下的建筑成为文明的见证。

黄河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魂，是因为中华文明传承了黄河文化的精粹，并凝聚融合成大一统的国家

以黄河文化为主体，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纵观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传承黄河文化的精粹，并沿着黄河文化的文脉演进和扩展。政治方面，以沿黄古都为政治中心，中华民族由松散的政治实体逐步走向统一和融合。经济方面，沿黄地区的居民发展了我国最早精耕细作的农业、繁荣的手工业和发达的商业。他们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推广农业耕作技术，兴修水利工程，治理黄河，避害趋利，使黄河中下游成为10世纪前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黄河上游逐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畜牧区。文化教育方面，从《竹书纪年》《史记》到《资治通鉴》，汇集了黄河文史之大成，锤炼出贾谊、司马迁、班固、左思、李白、柳宗元、司马光等一大批文豪。沿黄绘画、雕塑、篆刻、书法出现了《熹平石经》《兰亭序》《女史箴图》《步辇图》《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作和麦积山、敦煌、云冈、龙门等艺术宝库，涌现了阎立本、皇甫轸、吴道子、颜真卿等丹青大师，出现了孔子、荀子、程颐等教育大家。科学技术方面，由于农业生产和定时计数的需要产生了最早的天文历法家和数学，治理黄河也达到一定水平，大禹、贾让、王景等都是著名的治黄专家。《考工记》《禹贡》《水经注》《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反映了我国工、农及地理学等方面技术成就。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沿黄地区最为辉煌的四大科技发明，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宝库的重大贡献。思想学术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沿黄地区思想最为解放的时代，产生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其中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黄河文化以其博大胸怀吸收着域外文化的精华，并不断地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世界。正是依靠丝绸之路等文化桥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和远东文明才得以联结、传播，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人类文明程度的共同提高。

以黄河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灵魂。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是儒学，儒学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的一个学派。汉武帝为适应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由私学一跃而成为占据正统地位的官学。此后的历代王朝，均大力加以提倡，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儒学渗透到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秦汉至南北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黄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扩展。这时，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已远不止黄河流域，而达到了两汉的疆域，其文化的影响力远及西域、日本与南海。从隋、唐至元末，中国境内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进一步得到扩展。至清朝建立，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相融合，便进一步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

培“根”铸“魂”，弘扬黄河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

九曲黄河，塑造了中华儿女隐忍包容、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性格特质，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

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思想。黄河文化的内涵存在于黄河的自然母体中。作为一条自然河流，它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中华农耕文明形成提供了有力保障。“黄河宁，天下平”是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人们的共同心愿。黄河的治理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一部黄河治理开发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奋斗史。治理水患，减少洪水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极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人民生存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这些都是“民为邦本”思想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中国传统中“民为邦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取向。“天人合一”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协调、平衡关系的初步探索。长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和研究，总结出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规律。由此，黄河流域农耕社会的人们依照时令进行农业生产，追求天、地、人三者合一，即是天时、地利、人和，在这里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达到秩序、平衡与和谐，从而显现出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这种“天人合一”观，承认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是相类相通的，要注意调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是黄河文化的一大优秀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种新时代的生态保护观念，也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自强不息、勤劳务实的精神。在与黄河的无数次斗争中，中华儿女形成了不屈不挠、坚忍不拔、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精神。土生土长的华夏儿女，在黄河流域长期的农耕实践中，认识到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从而形成了勤劳务实、埋头苦干的价值取向。同时，黄河沿岸的人们在与黄河的抗争和融合发展中，形成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当代社会同样涌现出值得我们学习的时代楷模，例如，带领群众修建红旗渠的杨贵等。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愚公移山、勇于创新的理念，无不是勤劳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

中华一家、团结统一的观念。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一直以来，多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交流、相互融合，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这种“大一统”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包容性，是和而不同、同中有异、多样统一的理念。在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黄河文化也正是吸收、容纳了不同地域的草原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和主干。黄河文化以其主体性与核心性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与文化主轴。黄河文化诞生于人与河流的互动，成长于丰富的社会实践，孕育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大一统大融合的主流意识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品格，并构成了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来源和团结奋进的精神文化支柱，成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和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恪守对黄河文化本源的敬畏，固本守正；就是要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铸魂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也必然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传承，自觉的创新与发展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守好全球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故乡，守住海内外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我们国家统一和民族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不断弘扬、传播才能促成文化的整合、增值、积淀和变迁，才能让我们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